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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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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學界有人擔心，是不是就只提鄉村振興，不提城鎮化了。
“這是一種誤解?！?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舉行的研討會上稱，“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為解決城市化中出現的矛盾和悖論現象提供了出路?！?/p>
城鎮化任務遠未完成
以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的提高速度來看，過去近40年間中國城鎮化率的增速達到3.08%，中國對世界城市人口增長貢獻為25.6%，超過1/4。
蔡昉認為，中國的城鎮化路徑有自身特色，其中一個就是，中國以農村勞動力進城為主要構成因素，離開本鄉鎮外出勞動力達到1.72億，其中80%進入到各級城鎮。在他看來，候鳥模式背后，決定因素是戶籍制度。
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末，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8.52%。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2.35%。
蔡昉表示，討論中國城鎮化的特色，應該注意到城鎮化率生產性非常強這一特點。原因就在于中國的城市化是勞動力進城為主要構成的因素。雖然這帶來了農村人口結構的不平衡，但這種類型的高速城鎮化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生產力的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他認為，中國的城鎮化任務目前遠沒有完成。當前的城鎮化率水平，跟世界銀行劃分的中等偏上國家65%甚至更高，還有差距。
城鎮化出現兩個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階段，中國的城鎮化出現了兩個現象。一是城鎮化率增速出現下降態勢；二是地方政府為了湊城鎮化，在統計上做文章。
蔡昉稱，在分解每年的城鎮化增量由哪些人口變量構成的研究中發現，16%是自然增長（城市人自己生育的人口），5%是農轉非（戶籍的轉變），26%是農民工（常住人口城鎮化，中間還要回去），53%為就地轉移（通過更改統計口徑造成這部分人城鎮化）。這部分只是通過更改統計口徑的城鎮化率，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效率。城鎮化的核心是提高生產力，勞動力從生產力低的農業轉向生產率更高的非農產業，從農村轉向城市，核心是為了提高生產力，整個轉向的過程是為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
以統計年鑒的數據來看，2016年，全國勞動生產力人均GDP為9.6萬元，以此為基準，工業是平均水平的2.73倍，第三產業是平均水平的1.19倍，建筑業低于平均水平，只有68.3%，但也比農業高，農業只有平均水平的30.9%。也就是說，勞動力的流動，城市化的過程，只有沿著勞動生產率攀升的階梯才是一個正確的、有利于經濟增長和生產率提高的過程。反之，就是逆生產力的過程。
在蔡昉看來，在城鎮化任務還沒有完成的時候，城鎮化速度在減慢。此時，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本來需要更加依賴生產力的提高，恰恰這時候生產力提高的動力不足，所以面臨著重大的挑戰。解決這一挑戰的出路，就是鄉村振興戰略和新型城鎮化。
鄉村振興戰略和推進城鎮化并不對立
蔡昉認為，在推進城鎮化，未來很顯然要借助戶籍制度的改革。只有戶籍制度的改革，才能讓農民進城以后真正成為市民，既在城鎮就業生活，也能夠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這是要達到的目標，這個城鎮化其實是不可逆的。但在推進農民工勞動力轉移，戶籍制度改革過程中，還要照顧到農村、農業本身的發展。也就是說，勞動力轉移多少取決于農業勞動力生產率提高到什么水平，而勞動力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又取決于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三者之間相互制約。所以，城鎮化是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戶籍制度改革要加快，但仍然可能要有漸進性，有其歷史延續性。
至于農民工返鄉，他表示，在徹底完成戶籍制度改革之前，終究會有農民工會返鄉?，F在遇到一個問題，過去的人口結構決定了每年出來的人一定大于回去的人，因為勞動年齡人口不斷增長，農村16-19歲每年畢業的學生畢業之后一定進城，但這部分人口到2014年就到達峰值，在2014年之后就是負增長，支撐每年進城的人口因素就弱化，進城的人就少了，而返鄉的人還在繼續，兩相比較，現在大概平衡，今后幾年就有可能造成回鄉的人會更多一些。
更多的人返鄉呈現凈返鄉過程，出現生產率下降，導致所謂的逆生產率過程。
蔡昉稱，這就是為什么中央提到要讓精英人才到農村的舞臺上大施拳腳，讓農民企業家在農村壯大發展，通過激發出各類人才和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潛力和活力，對農村生產要素進行合理、優化配置。進城是提高生產率，返鄉也不會過大地降低勞動生產率。最終結果是鄉村振興戰略和城鎮化同步，在高度城市化的前提下，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