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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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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華彬：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河北省永清縣原副縣長
我1989年從農村走進大學，實現農轉非，大學畢業后留在城市工作，11年前回到農村創辦園區，而今又回到城市工作。前后在農村待了多年，所以，我對今天茶話的主題很感興趣。我對城市的理解也很直接：為人民而生的城市越多越好，為縣長、區長、鎮長而立的城市越少越好。
從1983年到1997年，中國的縣改市有400多個。很多官員熱衷于將名片上的“縣長”改為“市長”。凡是熱衷于縣改市的地方，一般都愛提“大xx戰略”、“大xx規劃”之類。但我們要深入思考這種“繁榮”背后的動機是什么？縣改市的各種好處究竟為誰而生？內驅力和出發點很重要?？h改市可以帶來很多好處，可以享受更高的行政待遇，可以把名片上的“縣長”改為“市長”，可以掌握更多的財政資源，相應地也提高了當地政府為人民服務的能力。
為了阻止這種現象背后的利益驅動，1994年，國家全面停止撤縣設市。此后，1997年，國務院最后一個批準湖北漢川由縣改市。但如同施用除草劑一樣：在除草的同時，把本應長出的其他植物也一起除去了：這種全面叫停的“一刀切”做法又扼殺了一些地方發展為城市的機會。
以河北廊坊的燕郊鎮為例，作為一個建制鎮，它承載和容納了五六十萬人口，在那里行使政府職能的只是一個享受副處級待遇的鎮政府。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接觸燕郊的時候，它人口不足10萬，發展到現在五六十萬人口，燕郊還是鎮。配套的燕郊開發區，雖屬省級開發區，但也只是正處級?，F在，燕郊被指責為“臟亂差”、“睡城”、“傳銷城市”……指責有很多，指責和挑剔也很容易。解釋問題不重要，如何賦予它相應的權力、解決自身的問題，為這個城市負責、為幾十萬人民負責，才是最關鍵的。
對于像北京這種已經發展起來的、飽和的大城市，為解決“大城市病”，需要疏解時，即使有了相配套的疏解權力，還是要以市場手段引導為主。如果只是簡單粗暴地派執法部門把市場關閉，把人攆走，不做好對外銜接和讓外地接納的功課，這就像除草時不用除草劑，直接把地面硬化了。
北京的“城南計劃”自2009年就開始實施，初衷是疏解北京的民生領域功能，但是8年來進展比較緩慢。作為北京的周邊區域，諸如永清、固安、燕郊、香河，甚至保定……一直都有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愿望，但不是所有地區都能像雄安新區一樣幸運。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縣城無條件、無資源，政府“難為無米之炊”。要承認，這些行政區域已經具備了區位基礎，擁有了發展成為北京“衛星城”的機會，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時候，對這些城市的發展應該扶上馬、送一程，它們才能發展得更有生命力，既可為北京解憂，又能為當地百姓造福。
浩浩蕩蕩的農民大都想進城，一線城市進不去，會去二線，受阻之后還有三線可選，即使游擊也要進城。中國的城市多了還是少了？城市為誰而生？這些問題，群眾最終都會用腳去投票。對此，政府和官員受困于各種條件限制，任務重、壓力大，但依然不能缺位，要加緊工作、履行職能，以便建設更多為人民而生的城市，滿足人民群眾的殷切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