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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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來，中國城市化率不斷提高，城市規模在不斷變大，傳說中的“城市病”也如期而至。這些問題是如何形成的？有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記者就此采訪了兩院院士周干峙。
雖然是以學者身份接受采訪，但前建設部領導的經歷顯然使周干峙的思考超越了具體問題層面。他反思了近年來各地盲目鼓吹快速城市化的現象，認為這是理解錯誤”。對于城市和城市化過程諸多問題的解決，他反復強調，難處并不在是否有解決辦法，而在于對問題的認識、在于專家的正確意見是否能夠得以表達、并被采納。
1. 城市化率不是越高越好
記者：我國城市化率接近50%，但現在一些城市已開始為人口增長、交通擁堵、房價高昂、基礎設施不堪重負所困擾，我們是否應該回頭檢視下中國的城市化問題？
周干峙：我認為城市化根本不是新問題。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少數經濟地理學者和城市規劃學者根據國外的資料，就看出了城市化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城市化趨勢的必然性。1980年，南京召開的關于城市規劃問題的學術討論會，就認為城市化是必然趨勢。但直到報告發出10年后，國家的紅頭文件才出現“城市化”三個字。后來，城市化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指標，到1990年代末期，城市化問題開始普遍。
從國外的經驗看，城市化率也不是越高越好，許多發展中國家、非洲國家的城市化率就很高。今天，我們對城市化的追求缺乏理性?？己苏?，往往將城市化率作為一個指標，追求高城市化率成為潮流，連縣城都講縣域的城市化。這是一些地方領導追求政績的結果，意義不大。
記者：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國內比較傾向于走小城鎮化而不是大城市化，原因是什么？
周干峙：在中國的國情下，農村的人口能減到什么程度？要保障糧食供給又要農業現代化，怎么解決？這些問題都要研究。對于一個大國，農村人口不可能全部住在城市里。那么，城市化就不應只是理解為城市人口的比例，還要考慮農村的“城市”化。因此，城市化率不是個簡單的比例問題，而是一個國家大范圍的現象，單講一個地方的城市化沒有太大意義，要綜合考核經濟發展狀況，而不是單看城市人口比例大小。
農民工進城是個非常突出、重要的問題，一只腳踏進了城，但不能算都進了城、得到了市民待遇。不少農民工進城，已經十幾二十年之久了。但是他們城市化了嗎？很多打工保姆在北京成了家，都生了子女，你還不承認她城市化？但是你能承認嗎？很顯然，我們現在做不到。如果承認，北京一下子就會增加500萬以上的城市人口，住宅、學校、公共設施都跟不上。
可見，城市化不是一個簡單的、理想的目標，還要有現實的、可能的條件。除了觀念要正確以外，還有很多現實問題需要解決。城市化是個歷史的過程，只憑主觀意愿加快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但很遺憾，現在有不少地方、很多部門在盲目鼓吹快速城市化。另一方面，在農村也出現了盲目蓋高樓的現象，農民并不叫好。
我們很難籠統地講將來不發展大城市，也不能講都朝著大城市的方向發展，這要看地區的自然經濟條件。
2. 解決交通擁堵，關鍵是科學決策
記者：交通擁堵是中國大城市這幾年比較頭疼的，北京是個人口密度很高的城市，但其交通結構是公共交通、小汽車和自行車步行各占三分之一，你怎么看？
周干峙：北京交通擁堵與規劃有很大關系。上世紀五十年代，蘇聯專家幫北京做規劃時，設定的小汽車保有率是百分之十幾。于是國家重點建設公共交通，導致道路的密度比較低，干線的間距大、道路占城市土地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幾美國好多城市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的。
東京人口跟北京差不多，小汽車已經700多萬輛了，堵車卻沒北京這么嚴重。關鍵是它多方面利用了包括地鐵在內的軌道交通；北京地鐵效率不高，換乘太不方便。問題開始不是不知道。問題是決策過程中專家的作用太小，而行政干預太多。專家不大敢講話，從領導角度看，地鐵建設完成多少公里就行了；從專業的角度看，還有許多問題。
記者：對于現在出現的“大城市病”，有沒有好的解決辦法？
周干峙：城市化的本意是提高人們生活水平、讓生活更美好，現在反倒成了一種口號、目標。問題不是不能解決，而且現在解決手段、條件比以前多，正確的認識是關鍵。真正的專業研究人員，都有自己的見解、解決的辦法，問題是聽誰的。另外，要求一晚上就解決，神仙也做不到。
交通擁堵不是單一措施簡單限制車輛增長、增加公共車輛、修馬路、修地鐵所能解決的。我們不是不懂這個道理，但部門利益不一樣，導致很難從城市布局、限制城市人口到工程建設系統解決。西直門是最典型的例子，交通極其不方便，已經多少年了，改善多少？所以，指導思想、決策很關鍵。
房子是城市最核心的問題，也是難題。沒有安居的地方，什么國際城市、美好城市全是空話。這個難題的解決照樣需要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