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放開了對人口流動的控制,大量農民工流向城市,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但不得不承認,我國城市化的滯后給中國經濟以及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帶來了一系列矛盾。2011年是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開局之年,然而時至今日,中國的城市化仍然缺乏一個整體性的、戰略性的研究和考量,也缺乏全局性的思考和應對,基本上處于“一盤散沙,各自為政,指揮混亂,浪費嚴重”的情境之下。因此,“十二五”期間,一定要做到對中國的城市化問題“心中有數”。
城市化豈能披著“兩張皮”
當下,中國的城市化呈現出明顯的“兩張皮”現象:在大中城市,市場的力量在頑強地推動城市化進程,而行政的力量卻一直在試圖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由控制人口和城市化。今年以來不斷向全國70多個城市推廣的住房限購令,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典型,首都北京在這方面尤其激進,2月16日出臺落實“國八條”的樓市調控細則要求,已經擁有1套住房的本市戶籍居民家庭,在購買第二套房時按“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貸款利率不低于基準利率1.1倍”政策執行;已經擁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戶籍居民家庭、擁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無法提供本市有效暫住證和連續5年(含)以上在本市繳納社會保險或個人所得稅繳納證明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均暫停在本市購房。
此前一天,北京召開市委常委會會議,會議提出,全市上下要統一思想,堅定信心,利用房地產市場調控各項措施出臺的契機,形成倒逼機制,下決心進一步調整投資結構,推進首都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依我看,控制房價是假,限制人口才是真正目的。
和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相反的是,在日漸衰落的中小城市和鄉村,地方政府出于保GDP增長等目的,不遺余力地推動城市化和工業化,通過搬遷學校、政府和醫院等公共服務機構,逼迫市民到新區購買商品房。
盡管兩者的方向完全不同,但其內在本質和邏輯卻完全一樣,就是過于迷信權力,試圖用行政手段主導城市化進程。但事實會證明,不相信經濟規律,最終的結果是“規律很生氣,后果很嚴重”。社會發展、市場經濟的規律不是我們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的,它是需要敬畏的。試圖用行政力量甚至計劃經濟的辦法干預經濟,實際上是一種經濟專制與獨裁,剝奪了民眾和市場自由的經濟選擇權,現實中也不會取得成功,除非全面退回到共同貧窮的計劃經濟時代。嚴厲的住房限購政策并不能改變人口的流向,如果希望以嚴厲限購來達到限制大城市人口和房價上漲的目的,當然最后都會落空。中國城市化的“兩張皮”其實是需要盡快破解的。
可怕的“城市化浪費”
我們曾經說“發展就是硬道理”,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尤其是在各級基層政府的議事日程里,則是“經濟就是硬道理”,不惜犧牲民眾的土地財產權利和地方的環境權利,低價從農民手中征地,低價甚至倒貼給企業,同時降低環保要求,結果是農民窮了,土地、環境和食品被污染了,只有企業和政府暫時富了。而企業和政府的富裕也是暫時的,今后如果要治理環境污染,要維護民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也許要付出加倍的代價。同時,征地拆遷中“被貧窮”和企業生產中環境“被污染”地區的民眾被迫外出謀生,使企業、政府、自然環境和地方民眾無法處在共生共贏互惠互利的關系中,導致企業招工越來越難,民眾的外出謀生甚至長期在外定居,最終也會反過來影響當地的經濟繁榮。
可見,地方政府越是急功近利地發展經濟,就越會快速地導致地方衰敗,而基層越是陷入衰敗,人口和資源就越會向大中城市集中流動。
此時,大中城市的限制人口、限制購房政策又會反過來助長三四線城市房價泡沫的滋生,使自然的城市化需求并不充足的三四線城市,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成為資金追逐的熱點。而這些城市的樓盤規模總體較小,不需要多大的資金量就可以推高房價;推高的房價進一步刺激資金進入,形成不符合市場需求的真實泡沫。
我認為,在方興未艾的中國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市場推動下,一二線城市的房價沒有泡沫,或者泡沫較小;相反,三四線城市房價雖低,但多數是由地方政府的強力推動,而非市場的真實需求,這種情況下三四線城市的房價泡沫反而更高。如果嚴厲的限購政策進一步將社會流動性擠向三四線城市,那么我們未來必將為三四線城市的泡沫買單。
這是一種彼此環環相扣的惡性循環。諸如“鬼城”、“爛尾城”之類的“城市化浪費”現象頻現,比如高鐵,在現行以投資拉動特別是政府大型投資拉動的經濟模式下,不管是出于為部門逐利的本能,還是出于官員的政績要求,總之,各部門、各級官員都在千方百計地爭取上項目。在這種投資體制和經濟模式下,投資規模越大,對經濟的眼前“貢獻”也越大。由是導致現在的高鐵投資和管理方式,未必能夠充分評估未來的風險。用的是納稅人的錢,卻不惜成本和代價,既不考慮投資風險,也不考慮公共服務。有媒體報道稱,按照相關財務數據測算,2009年鐵道部資產負債率為53%,2010年上半年已上升到54.3%,全年負債率或突破56%。
另一方面,今年春運讓我們見證了行路難之外的另一道奇觀:一邊是昂貴的高鐵空蕩蕩,一邊是普通列車一票難求普通百姓望眼欲穿。不久前,中國科學院提交給國務院一份報告,報告中,專家們敦促相關方面進行反思:是否應把重點放在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尤其是放在高鐵擴張計劃上。事實上,鐵路上的巨額投入并沒有緩解運力匱乏,反而因為票價提得過高,喪失了客運競爭力。具體例證就是,京津高鐵運行一年虧損約8億元;目前,武廣高鐵實際運力只有設計運力的約四分之一。
如果再不重視中國城市化的全局性、整體性問題;如果再不尊重中國城市化的原有規律,也許等待我們的結果就是“越發展、越貧窮,越管理、越落后”。
當下,中國的城市化呈現出明顯的“兩張皮”現象:在大中城市,市場的力量在頑強地推動城市化進程,而行政的力量卻一直在試圖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由控制人口和城市化。
(作者系信孚研究院研究員,專欄時評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