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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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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網上兩則假新聞倒是把頗為流行的“返鄉筆記”又炒了一把。這兩則假新聞，一則是《上海女因一頓飯逃離江西農村》，另一則是《春節紀事：一個病情加重的東北村莊》。被爆出來之后，先有《南風窗》記者韋星發表的《走出農村的讀書人，請不要這樣說農村》一文指責寫作這些返鄉筆記的“走出農村的讀書人”（以下簡稱，韋文）；后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陳柏峰發表《“返鄉體”再辟謠，鄉愁經得起多少反轉》一文（以下簡稱，陳文）對“負能量”返鄉筆記的寫作和出現的原因進行了批評和探討。
毫無疑問，對于作假這一行為，我們是要進行批判的。但我認為對“返鄉體”筆記的批判也應當止于此，而不應“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當然本文提出商榷的主要目的是在于讓當前農村地區存在的諸多問題得到實事求是的揭露，讓無論是政府還是普通社會大眾對這些問題都引起重視，從而促進這些問題的有效解決。
這里先將上述兩篇文章的主要觀點概括一下。韋文指出，“那些無情的批判，在無限放大和丑化故鄉的背后，是多年來，一直隱藏在一些農門學子內心里的弊病，里面有著深刻的心理因素使然”。而在韋星先生/女士看來這一所謂“深刻的心理因素”就是某些農村讀書人從鄉村到城市、從學校到社會失去“佼佼者”光環之后而產生的不滿和偏見。通過對農村的批判，他們釋放了自己的不滿、偏見以及“loser”心理，從而獲得了“長期卑微存在于大城市里，所沒有過的成就感”。韋文最后批評這些讀書人沒有看到農村城鎮化的大好趨勢，并認為這些轉變為“城市人”的讀書人其實自己也沒有好到哪里去。
與韋文不同，陳柏峰教授的文章則相對嚴謹和深刻。陳教授首先指出，當前返鄉筆記“大多數似乎是‘負能量’的，都是唱衰農村的，描寫農民的困境，揭示鄉村存在的問題”。對于這一現象的原因，他認為主要有兩個，第一個是“受眾心理和傳播規律的作用”，第二個是“寫作者知識結構的影響”。但實際上歸結起來還是一個原因，即新聞媒體和記者的問題。也就是說，“負能量”返鄉筆記之所以出現主要是因為媒體和記者為了“吸引眼球”的職業習慣和“一觸即跳”的寫作習慣所致。當然陳教授并沒有一棍子將返鄉隨筆這一寫作打死，他也指出了其正面的意義，即“它確實揭露了農村當前存在的諸多問題”。最后，陳教授進一步將“返鄉體”寫作，歸結為是“城市知識階層關懷天下的優點和不接地氣的毛病在當下的綜合體現”。對于陳教授文中的觀點，我既有同意的地方，也有不同意的地方。
先來談談對韋文觀點的看法。我不認同韋星先生/女士將一個社會現象產生的原因完全歸結到一個（或許不存在的）個人層面的心理問題之上。如果按照這一邏輯，那么我們難道就可以說，多年前大量出現的農民工堵路等事件，是因為他們個人層面的心理原因？顯然不是的，真正的原因恰恰是他們的工資得不到按時支付。更有極端如不久前發生的寧夏小包工頭馬永平制造的公交車縱火一案，我們確實可以在事后指責馬永平個人層面的問題，但細細思量之下，真正造成這一慘案的根本原因難道不就是因為工程款被久拖不付嗎？！
即便我們退一步承認韋文所言的觀點，即一些心理存有不滿和偏見的“走出農村的讀書人”肆意丑化和無限放大農村問題，那么，難道我們就可以無視當前中國存在著的城鄉差距日益擴大、婦女權益保障缺失等等客觀現實問題了嗎？我想顯然是不能的。或許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反問，造成這些“走出農村的讀書人”心存不滿和偏見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為何他們努力拼搏躍出農門之后，卻因為沒有人脈關系而無法獲得成功，只能在城里“苦逼地工作和生活著”呢？請不要用“優勝劣汰，適者生存”這套新自由主義的話語來敷衍我們。我們也承認，如“上海女”、“江西男”這樣的假新聞是極為不妥的，不僅動機不妥，表達方式也不妥，但僅僅就因為表達方法的不妥，我們就可以完全否定其背后所真正存在的城鄉差距日益擴大這一客觀事實嗎？我想顯然也是不能的。
韋文最后“洗地”式的讓讀者放眼農村城鎮化的大好趨勢，卻沒有看到一個普通農戶家庭是否能夠買得起沿街的樓房和縣城的房子？也沒有去問問他們在新安置地的日子是否過得舒心？毛主席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或許韋星先生/女士先應該到農村地區扎扎實實地做幾年調查研究，再來高人一等的批判那些“走出農村的讀書人”吧。
再來看下陳文的觀點。如果僅僅就新聞造假這個問題而言，陳柏峰教授的分析是極為到位的。他深刻地指出了新聞造假背后所存在的根源，即為了達到傳播效果或者營銷目的而刻意追求甚至制造噱頭。誠如陳教授所言，這樣的造假如果過多的話，不僅對社會會構成巨大的撕裂和傷害，而且對媒體公信力、新聞記者的形象、網絡輿論壞境也都會造成嚴重的傷害。無疑，這樣的現象和行為我們是必須要反對的。
但當陳教授把新聞傳媒界存有的這一普遍性癥結，放入到對當前“返鄉體”筆記大都是“負能量”這一具體事件的分析中來時，就產生了問題。因而他和韋文一樣也未能切中問題的要害所在。甚者產生了同樣的缺憾，就是把問題歸結到寫作者身上，無論是“走出農村的讀書人”，還是“城市知識階層”。但當前“負能量”的“返鄉體”筆記大量出現，難道真的僅僅是導源于媒體和記者為了“吸引眼球”的職業習慣、“一觸即跳”的寫作習慣，以及“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這一調門？顯然不是的。
在我看來，陳柏峰教授的分析之所以出問題顯然是因為他混淆了兩個問題，即“返鄉體”筆記的寫作手法本身和“返鄉體”筆記想要揭示的客觀真實問題。前一個問題也就是陳教授文中分析透徹的新聞造假問題。媒體和記者為了吸引眼球刻意制造噱頭，讓“返鄉體”筆記寫作變成“比誰慘”的游戲。這是我們必須要反對的。而后一個問題則是我們必須不得不承認、也美化和修飾不了的、當前中國農村地區真正存在的客觀真實問題。可以這么說，只要照實寫作，這些客觀真實問題無論是在新聞、還是在報告中所呈現出來的必定是“負能量”的。但顯然，這些新聞和報告中存在“負能量”的原因并不在于寫作本身，而在于中國農村發展落后的現狀本身。換句話說，不解決中國農村發展落后的問題，“負能量”的“返鄉體”筆記還會大量出現。即便是在“春節紀事：一個病情加重的東北村莊”這一造假的新聞中，除掉“村婦組團約炮”這件事，諸如老年人問題、賭博問題、炫富問題、子女教育等等問題，難道在中國農村地區就真的不存在嗎？
顯然，在對當前造假新聞的批判中，我們不能混淆這兩個問題。如果混淆，那么產生的結果就是將“返鄉體”筆記原本想要揭示的、存在于中國農村地區的客觀真實問題給遮蔽掉。這樣“返鄉體”筆記也就真正喪失了其正面意義。因此，在我看來當前“負能量”的“返鄉體”筆記大量出現的原因主要并不在于媒體和記者群體的“壞習慣”，而在于“返鄉體”筆記所要揭示的問題在當前中國農村地區原本就存在。所以，當前對“返鄉體”筆記的批判也應當是止于造假新聞事件本身，而不能是因為其呈現了“負能量”，否則就會矯枉過正。當然，我也贊同陳柏峰教授的看法，即“返鄉體”筆記最好“既能描述現象，又能分析問題，還能有一些延伸”。但更為重要的是要客觀全面的描述和切中要害的準確分析，這樣才能真正有利于現存農村問題的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