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個名為“廣西賓陽13歲新郎迎娶16歲新娘”的網帖火了,照片上兩人都長著一張娃娃臉。經調查,這對新人實為馬山人,已認識一年多,均滿16歲。新娘小吳介紹,她男友上完初二就不讀書了,已經在南寧打工兩年,自己去年上完高一就不讀了,他們打算達到法定結婚年齡再去領證。
在一些農村地區,早婚已成一種見怪不怪的常態。盡管婚宴具有公開的儀式性,早婚卻并不具備法律效力;這樣缺乏保障的婚姻,無疑隱伏著風險與危機;更為關鍵的是,早婚的青少年雖然具備了生育的家庭功能,卻并不意味著他們具備了承擔家庭責任的能力;過早地揠苗助長,讓早婚家庭在諸多方面“缺鈣”。
從表面上看,早婚是婚戀焦慮下農村青少年的“早熟”;從本質上講,早婚則是農村青少年出路單一化、人生定型化的產物。一方面,在教育資源失衡的格局下,通過知識改變命運的農村青少年只是極少數;另一方面,在城市難以融入的背景下,鄉村依然是農民工最終的歸宿。
早婚的背后,隱伏著農業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價值分歧與觀念沖突。早婚通常都得到了父母的支持,為何?一方面,幫助子女成家立業既是父母的道德責任,也是父母的情感義務;另一方面,早婚不僅可以加速孩子的成長,也可以降低婚嫁的成本。此外,在一些地方性共識中,早婚成為衡量一個家庭社會資本的標尺,能夠幫助人們贏得正面的社會評價。
知名人類學家閆云翔的實證研究表明,在子女“跳出農門”無望的背景下,早婚關系是代際關系變動的結果,即養老倒逼婚姻——父母希望早日完成人生任務以便趁年輕力壯為自己積攢養老資源,子女在接受早婚要求的同時也通過婚姻向父母索取了大量家庭財富,代際之間的理性博弈助推了早婚的出現。
早婚不僅關乎農民的婚姻觀,也和當下農村的養老困境密不可分。與城市老年人相比,農村老年人“老無所依”更為突出。在利益主體多元化、價值觀念多樣化的當下,“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受到猛烈沖擊,一些父母不再將“希望的稻草”寄托在孩子身上,而是依靠“自我救贖”。農村青少年的發展困境和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困境,共同催生了早婚現象。
作為一種“揠苗助長”的過度社會化,早婚不可避免會帶來一系列的后續問題。然而,我們不能將早婚當成笑話看,忽略、漠視早婚背后的利益訴求。讓農村青少年有更多改變命運的機會和渠道,讓農村老年人更有社會保障;破解早婚現象,不僅需要人們觀念的轉變,也需要改善和優化農村青少年和農村老年人的生存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