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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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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廣州市政協常委曹志偉及其團隊用半年時間調研收集了103個與人生不同階段相關的證件與證明，繪制了一幅“人在證途”圖表。這張圖表于2014年2月19日在廣州市政協各界別委員代表座談會上亮相，引起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的重視。萬慶良不無感慨地說：“我們不一定活到100歲，辦證居然要辦100多個！”
事實上，“人在證途”圖表列舉出的證件（證明）并非當下中國社會民眾所需開具的全部。曹志偉說，“超過3000萬人需要辦的證”才有資格進入圖表。100多份證件（證明），僅僅是金字塔頂端的“少數群體”。
證件與證明不僅類別眾多，而且辦理過程繁瑣。據曹志偉團隊調研，辦理這103個常用證件（證明），需要經過近60個單位部門、蓋100多個章、交28項辦證費，而且在辦證過程中，同樣的材料需要在不同的部門重復提交。根據統計，在這103個證件（證明）的辦理過程中，戶口簿需要被提交37次，照片要被提交50次，身份證更夸張——需要提交73次。
種類繁多，辦理手續復雜且部分求證內容“奇葩”的“證明”背后，隱藏著怎樣的社會癥結？
政府服務理念欠缺——權力仍在任性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長徐雙敏認為，“奇葩證明”頻發問題的根源，在于相關部門的服務理念欠缺，沒有完全做到“以人為本”。徐雙敏說，“我們天天在喊增強服務意識，實際上還是從怎么方便自己的角度去管理，而非服務群眾的角度”。也有評論稱，“奇葩證明”的出現是權力任性的表現：部門和工作人員的自由裁量空間過大，沒有根據法律和制度的規定來操作，有的甚至吃拿卡要、尋租牟利。
比如，有些單位要求辦事者開具證明，并非因辦事流程需要，而是為避免自己擔責，一旦出現問題，就可以通過事先開具的“證明”為自己開脫，以置身事外，甚至有些本應由辦事部門去辦理、核實的工作，也要推給辦事人到相關政府部門去開具證明——如果每個部門都希望把責任推卸給其他部門，辦事群眾要經歷的折騰就更多了。
再如，有些證明的開具是需要收費的，于是便有相關部門為獲取利益而多開證明，以此為自身謀利，卻忽略公眾利益——“證明你媽是你媽”事件中的陳先生，最終便是通過金錢解決了問題?，F實中，像陳先生一樣為拿到一紙“證明”而不得不花錢求解決的現象并不罕見，這也造就了某些部門的亂開證明、亂收費現象。
對此，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明確指出，“奇葩證明”的出現有兩方面原因：第一，一些政府部門對自己的權力清單不是很清晰，沒有厘清自己的權力邊界；第二，政府的辦事流程不夠精簡、強化，治理能力不高，服務意識不強。更有評論總結性地分析道，“無證明，不存在”的行政管理手段，一個最大的缺陷就是服務主體與客體的倒掛，要求個人提供諸多證明才能獲得某種服務，其目的往往是讓服務部門免除信息篩查成本和后續的責任承擔風險，是以個人的“多勞”來換取行政部門懶政惰政的“永逸”——它未能站在服務對象的位置來思考行政作為，根本上是一種行政本位與權力本位意識。
部門間信息無法共享——數據平臺難建立
證件（證明）種類雖多，但是仔細推敲不難發現，很多證件（證明）間存在重復：既然戶口本中已設置“婚否”一欄，就沒有必要再開具“未婚證明”；既然已有畢業證和學位證，再開具學歷鑒定就未免有些多余；身份證上已記錄出生日期，那么“是否退休”、“是否是老人”等信息便可一目了然，不必再辦退休證、老人證……
證件（證明）數量眾多、功能單一，辦證地點分散，辦證材料重復——為何存在這種情況？曹志偉認為，這是由于行政管理部門各自為政，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遲遲不能打破、跨部門信息無法共享，造成了“信息孤島”。信息核實難度高，只能通過反復證明、反復核實消除壁壘帶來的不確定性——這也是屢屢出現“奇葩證明”的原因之一。
有專業人士稱，身處信息時代，充分運用先進科技，打破政府職能部門間的信息“壁壘”，加強信息共享和部門協作，真正實現“讓數據多跑路、讓百姓少跑腿”，是解決證明過多過濫問題的重要路徑之一。
“讓數據跑路”是治理“奇葩證明”的方向所在，但要在更大范圍內推行，難度也不小。據湖北省公安廳科技信息處副處長吳哲群介紹，2010年以來，湖北省公安廳建立的人口基礎信息數據庫，與衛生計生、教育、民政等30多個部門簽訂了信息共享協議，已經提供戶口證明、婚姻證明等上百萬次，但信息整合的過程困難重重：網絡技術方面，需要做到在提供快捷服務信息的同時保證數據安全，不被篡改、泄露；數據交換設計方面，需要制定數據整合共享的標準，保障數據的權威性、唯一性、確定性，還要做到對數據的有效分析……吳哲群說：“建立統一的大數據平臺是改革方向，但這需要以頂層設計解決各地各部門政策不統一、數據不兼容的問題，還要有政策法律支撐，非一朝一夕之功?！?/p>
個別不誠信現象由全社會埋單——信任感缺失
“我媽是我媽”、“結婚前未婚”等看起來簡單明了、順理成章的人之常情，為什么非要以書面證明的求證方式，將事情變得復雜繁瑣？
有評論認為，“信任感”與“責任心”缺失當屬“奇葩證明”生存發展的背景土壤?！柏熑涡摹比笔Ч倘灰庵刚块T不愿擔責，“信任感”缺失則指向包括政府及民眾在內的社會全體。岳經綸指出，由于現今社會誠信體系和行政管理水平不高，“為了擋住一些造假和便于管理，政府部門不斷提高門檻，而提高門檻的辦法就是出具各種官方的證明”。
武漢市武昌區水果湖街道辦事處副主任熊云分析，隨著社會轉型，大量“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許多部門、機構與公民個人打交道——特別是涉及資金、房貸、賠償等的重要經濟活動時，往往希望找個可靠的“保人”，在他們心目中，最合適的“保人”就是街道辦和社區居委會，于是在格式化的表格設計上直接列出“街道、社區蓋章”，或者要求街道、社區出具相關證明，而這也使街道辦、社區居委會等基層機構深受證明之煩。
徐雙敏對此有更為深刻的思考，她認為，這種因信任感缺失而尋求“保人”或者讓群眾自證的做法，有“個別不誠信的社會現象讓全社會埋單”之嫌，即以少數人的不誠信為由“綁架”全社會。在她看來，職能部門把社區看成一個“可以擔當責任的基礎單位”，同樣屬于“把問題往外推”，是轉嫁責任、“懶政”的表現。她說，政府與其向外部求保障，不如加強內部管理、更新管理手段。
市場開放、人口流動固然繁衍出不誠實、不守信等社會問題，然而當政府以“證明”之名傳遞、擴散“不信任”情緒時，其實也是在挑戰群眾對公權力的信任底線。
“奇葩證明”事件雖小，卻有著復雜的內在成因，其折射出的社會弊病也因評論者視角不同而衍生出多種解讀，比如：有評論認為，“證明”泛濫是因為一些部門對“證明”背后的權力和利益仍有留戀；又有網友稱，“證明”繁多映照出龐大臃腫的管理機構，其背后是一些不必要部門和部門工作人員生存的供養；還有民眾認為，“奇葩證明”的實質是官僚之風盛行……
我們追究“證明”的來源、探尋隱于“證明”背后的社會積弊，目的是找到癥結、查出病因，以便對癥下藥，解決問題于根本。單位制度用幾十年時間強化社會治理中的行政分量，使公民生活在被行政環繞的治理體系中；如今“證明”事件頻發，是否意味著民眾在以此為契機倒逼國家治理體制改革，以對不必要的行政機構、行政管理做減法？國家治理體制是否已步入時代拐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