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體披露了“黑龍江糧食補貼混亂,千余米廠被迫停產”的新聞。其實中國糧食收儲價格補貼機制逼垮民營糧企并非現在才有,而所謂的“惠農補貼”能惠及農民的也極其微弱。以高于市場價的價格收購糧食原料,差價由政府補貼。這種機制近年來逼垮了大批下游的民營糧食加工商。而這樣的“惠農補貼”里能分潤到種糧農戶手上的,一塊錢里頂多只有一毛四分錢。
長期以來,實行的糧食補貼政策是由國營糧食購銷企業按規定的、高于市場價的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的余糧,再由政府對國營購銷企業給予補貼。這其實是一種變相的價格補貼,直接后果就是提高了糧食銷售的市場價格,扭曲了本應市場決定的要素。有這種補貼造成的價格扭曲,中下游的糧食產業自然無法通過自由市場經濟去優化資源的配置,整個中下游產業被拖垮也并非不可能。
央視近日的“黑龍江糧食補貼混亂”報道中,提到了今年的補貼補到成千家未被補貼的企業停產,證明這種景象已有征兆。其實這并非首次,2014年1月《華夏時報》就報道過,對國有收儲企業的補貼扭曲了市場后,大豆被國企以補貼后的高進貨價源源不斷地從農戶處收入國儲庫。“加工企業不能以合理的價格拿到原糧,中儲糧的倉庫里卻‘糧滿為患’,存在倉庫里的大豆遲遲不能進入生產和消費流程”。黑龍江規模以上88家大豆加工企業中,已有超過九成的企業停產。
到了2014年底,《中國經營報》的報道也證實了2013年和2014年在大米主產區,“收儲一開始的兩個月之內水稻全部進入國庫……因為國儲的價格比較高,種植者、農戶、農場都愿意賣給政府的儲備庫,所以在一兩個月之內,基本上水稻全部收完了”。“2013年是兩個月,2014年剛開始不到一個月時間,市場上80%的新水稻已經沒有了”。加工廠面臨無稻可收的局面,東北的玉米、大米加工業出現了大面積的停產,開工率嚴重不足。同樣的糧食加工企業困境也出現在山東、河南、河北等地,按《中國經營報》報道,2013年濟南一家面粉企業機器每天都能運轉加工,而2014年三天開一次機器,這在山東、河南、河北等地已經算是好企業了。
如果這種價格補貼能真正起到惠農目的的話,也不算一無所獲。但從2008年《第一財經日報》的報道中就能看出,中國對國營糧企的間接性補貼效率極低。按北京農學院經濟貿易系主任何忠偉接受采訪時說:“這種把補貼補在流通環節的間接補貼做法,人為地加長了補貼傳導鏈條,落到農民手中所剩無幾。……實行保護價這種間接性補貼政策效率很低,據財政部測算,我國價格補貼的效率僅為14%,而發達國家為25%,即國家補貼10元,農民只能得到1.4元。”這種低效率越往后越明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徐遠2014年10月的文章,對現今的補貼糧企機制的惠農效率進行了粗略匡算,結論是農戶從中獲益極微,即便種補貼最多的玉米,三口之家全做勞動力,一年1畝地的受惠也不到2000元,不及農民單人進城務工單月工資。按《華夏時報》去年的報道,現在不管是民營的糧食加工企業還是種糧的農戶,一致確定補貼的差價只惠及國企手下的經銷商們。
對國營糧食收儲企業補貼后的高收購價,并不直接支付給種糧農民,而是支付給“中儲糧”控制的經紀人,而中儲糧的經紀人付給農民的,卻是較低的農村市場流行價。補貼后的高價與市場流行價之間的差價都由“中儲糧”與自己手下的經紀人分肥了。按《民生周刊》2015年對糧食加工商的采訪,種糧農民如果自己直接向中儲糧賣糧,國企的對應是“本來一等米非說你是三等米,或者說你水多,把收購價格壓低,農民還要考慮來回的運輸距離和成本”,干脆直接賣給“中儲糧”手下的經紀人圖省事。按《瞭望新聞周刊》2014年的報道,中儲糧宿州直屬庫提供的數據是目前該市有1000多個糧食經紀人,農戶自己來收購點售糧的僅占3成左右。
國有糧食流通企業有雙重身份,既是一個要求利潤最大化的商業實體,又替政府扮演著糧食管理者和調控者的角色。所以糧食補貼政策的結果就是其他民營糧食經營者被擠出市場關門停產、農戶幾乎不受惠、而消費者仍然要用比較高的價格購買糧食。2014年8月,按《華爾街日報》報道,在中國傳出糧食“十一連豐收”預期時,大連商品交易所玉米期貨價格為每噸人民幣2,390元左右,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玉米價格相當于每噸人民幣890元。按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徐遠2014年10月的文章,大米、玉米、大豆、小麥四種谷物的價格都是國內遠高于國際,分別高出73、180、530、103美元/噸。看比例的話,分別高出17%、88%、60%、33%。這四個比例數字的簡單平均是50%,也就是說國內糧價平均比國外高出一半。中國消費中大米、玉米的占比高,小麥、大豆的占比低,用消費量做加權平均的話,結果也差不多,也在50%左右。按財新網報道,2015年3月,每噸國產玉米、大米、小麥分別比同品種進口完稅價高出810元、900元和700元左右,大豆的價差更高,達1600元/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