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期間,在北京留了一段日子,忽然發現,北京地鐵車站乘客箱包安檢的執行情況,遠遠好過上海。地鐵入口前的通道普遍設置得較狹窄,僅容一人通過,安檢人員勸導或攔阻時的語氣和手勢動作遠比上海的同行們更強勢更堅決,大多數乘客也都能自覺而順從地把隨身的背包拎袋放到安檢設備上,再在另一端耐心地等待著領取——儼然已成了一種大家認可的行為習慣。
同樣的環節,在上海多數地鐵站口,大多數人都是完全無視安檢人員的存在和指引,聽而不聞他們一遍遍重復的要求,昂昂然施施然地走過去。不肯安檢的比例太高,安檢操作者們聲氣逐漸走低,更多時候采用的是區分對待——只盯牢那些拎著重箱大袋或不同尋常物品的乘客。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別?我猜想,根源主要是在群體文化,而不是安檢部門執行力有什么高下。上海要嚴格安檢,直接觸發的是許多乘客對于安檢人員有無執法權、能否強制別人接受檢查以及安檢傳輸帶人人放包、有多不衛生的討論,以及關于普遍安檢之后,每個人進站要多花多少時間,在上下班高峰時間會形成多大流量擁堵的精準計算。在這樣的法治精神和精確計算之后,除了耐心勸導之外,地鐵安檢的實施大約也只能是眼開眼閉、沒人敢于太較真了。而這樣的行為和思維模式一旦養成,便會互相牽扯,越來越向低處看齊。
作為中國人口最多、還在持續增長的超大城市,上海的地鐵安全已是公共安全專家和城市管理者們心底最擔憂最不安的所在。地鐵安檢體系的空轉和漏洞,也是引發巨大公共風險的重要一環,它與這個城市每一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緊密相關。
懂得并且善于維護個人權益,是上海市民文化中一個值得褒揚的顯著特征。與它相伴生的,原該是這座城市文化中最令人稱許的另一面,即強烈的法治意識和契約精神。所有個人的精明計算、自我權益維護,都因此才不會逾越底線,為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的建設留下足夠的涵養空間。是在哪里,又在多大程度上,我們已經失去這樣的城市文化底蘊?
同樣也是在全國兩會上,有幸見到了上海代表委員們捧著政府工作報告和厚厚幾大冊財政預算表摳字眼、細算賬的場面。尤其是女代表樊蕓,衣著打扮挺靚麗,說話喉嚨并不響亮,但那樣內行精確的算賬本事和不依不饒的認真勁頭,每年都能讓政府相關人員冒出一腦門子汗來。看到她時,每每總會想到,未來的中國,若能多些這樣的上海人,多出十位、百位這樣精明會算、專業內行又認真當家的代表,少些只會“學習”“匯報”和拍手的代表,多好。
精明不高明,規板少創意,曾是有些人打給上海的刻板標簽。一座氣質文化與眾不同的城市,如今漸漸被壓上擔子,承擔起國家使命,如何揚長避短、破舊求新,保住優秀的基因,胸有大格局,真是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