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春節,開米粉店的小叔來電相告,不日安排好小店節日守值事宜后即起程回鄉。
其實小叔屬于60后,高中畢業后一直在老家務農。2007年看到縣城里有不少人在深圳、上海、北京開桂林米粉店都發了家,便把多年的積蓄拿出來,又向其他親友借了一部分,到京城開了一家小店,兩年之后又開了第二家。
但這些年來,每年春夏時期,他總像候鳥一樣,鐵定要回去一趟的。
因為他無法割舍家里的土地,春種秋收已經是他無法遏制的本能。按照節氣安排,一般都要趕在春節前把旱地全部犁翻、碎土,然后施肥、播種。當種子在地里靜靜等待早春的雨水,正是人們也迎來送往,安然迎接一年最大節慶的日子。
放荒在他的心里無疑是一種敗家,是對家族世代傳承的背叛。
小叔比我略大幾歲,當年就顯得很勤快,農地里的活計能頂上半個大人,參加生產隊勞動一天能拿8公分,我只能拿4分。但我看的書多,能侃,他很是佩服,自小我們就是玩伴。
現在我們難得在一起聊天時,還經常會提起當年的趣事。關于家里的土地,我們最共同的話題就是當年關于一個叫老畢的一段往事。
1975年春季,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正盛。為“抓革命,促生產”,縣革委會把工作組分派到各個生產隊,我們老家這個只有20戶、人口不足百人的小生產隊也安排了一個由三人組成的工組。
住在小叔家的工作組組長是個中年人,我們只知道其他大人都管他叫老畢,少言寡語,但也有非常詼諧的一面。那會兒鄰村的高音喇叭每天反復播放歌頌文革歌曲,有一首不知叫什么的歌曲里有一句歌詞是“三大革命打先鋒啰喂”,老畢碰到高興的時候就喜歡哼成“三大革命當長工啰喂”,我們一幫半大小孩嘲笑他胡唱,他也不以為意。
但老畢很是有手腕,剛來的時候隔三差五地晚上召集生產隊開大會,指示批地主,斗富農,一個月之后就樹立起自己說一不二的威信。然后開始對生產隊長、指導員反復敲打,指出要把生產搞上去,說生產隊田里的作物長得就象沒娘的孩子一樣,有的旱地低頭玉米稈還沒別的生產隊水稻高呢,“這是田間管理問題,更是思想意識問題,一定要拿出果斷有效的措施!”
已經被各種運動鬧得麻木的社員不明所以,也不以為然。生產隊的勞動積極性多年以來已經相沿成習,是馬尾系豆腐——根本提不起來。
處在人民公社時期生產隊的耕地無非兩種:一是緊鄰住宅的少量各家自留地;二是生產隊集體所有土地。
從我們有記憶開始,每年四五月份,一眼望去,各家自留地的作物和生產隊糧田涇渭分明,前者苗肥禾壯,生機勃勃;后者稀稀拉拉,無精打采。生產隊的糧田是社員一年四季都必須出工打理的,而且還有化肥可施,自留地都是每家每天飯前飯后忙里偷閑拾掇的,只有農家肥可施。還在孩童的我們實在想不出是什么道理,但卻都知道自留地都是肥田。
那年夏收之后,老畢的果斷出手,和生產隊指導員、隊長密謀之后,突然宣布把原先屬于生產隊的最貧瘠耕地劃分出來,交給各家做自留地,原來的自留地全部交給生產隊。當年秋季,得益原先各家自留地的充實,生產隊糧田喜獲豐收;讓人意外的是,那些原來全村公認最貧瘠的旱地,在變成各家自留地之后,居然舊貌換新顏,不管是栽種玉米還是蔬菜,都苗肥禾壯,生機勃勃。
年底開會,老畢難得顯出一臉得色。鄉親們也并沒有對老畢的伎倆有什么怨言,反而因為置換新自留地計算方法相對寬松,使自家自留地面積有所增加而暗暗高興。現在看來老畢此舉稱得上是皆大歡喜的“陽謀”。
我上大學離開家鄉,也沒再聽到這個老畢的任何消息,甚至他的真實姓名也欠奉。迄今已經四十年,仔細品味,每每不由嘆服老畢當年竟然能夠洞悉農民的品性,用一種狡黠的計謀和方式撬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畢竟那是四十年前,而老畢不過是縣里派出的一普通基層干部。
當然,與后來波瀾壯闊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相較,由老畢在我老家這個麻雀般小屯操作的鄉村土地改革,不過是一朵幾乎無微不察的小浪花。對于當下呼嘯而至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態勢,老畢的伎倆甚至顯得搞笑。
但在我和小叔的心中,這段記憶已經銘刻在故鄉的似水流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