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舞不能想跳就跳了。近日,西安市法制辦發布了《西安市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對跳廣場舞的時間給出界定:晚10時至次日7時,居住區不得進行廣場舞等產生噪聲的活動。如果嚴重擾民,可能面臨處罰。(6月26日《華商報》)
近兩年,因廣場舞擾民引發的各種極端矛盾沖突,接二連三,屢見報端。鳴槍、打人、放藏獒、潑糞、比吵、搶音響,各種劇目輪番上演,斗爭雙方大有“不分勝負決不收兵”的氣勢。同時,與廣場舞密切相連的一個特殊群體——“大媽”,也被輿論“黑”了無數次,在某些報道中,她們被描繪成“只顧自己快活、不顧別人死活的自私自利、沒文化、沒素質、粗俗、彪悍”的“潑婦”形象,身上哪還有點兒中國婦女的傳統美德?
可是,廣場舞擾民,責任全在“大媽”們嗎?她們只不過是在繁重的工作和家務之余,找到了一份既不用花錢,又簡單易學、愉悅身心的鍛煉方式。其實,廣場舞沒有“原罪”,“大媽”們也很無辜,“擾民”絕不是她們的本意,“沖突”更不是她們的初衷。如果能找到合適的跳舞地點,她們絕不會冒著被潑糞或驅趕的危險,在居民小區附近“死皮賴臉”地跳個沒完。公共活動空間的缺失和逼仄,使“大媽”們無端承受了多少罪名。
更一方面,被廣場舞困擾的居民們的憤怒,大家也或多或少地經歷過。小孩要休息,學生要學習,病人要休養,老人要清凈,上班族回到家想好好地看一會兒電視、睡一個好覺。可這一切,都被“大媽”們高亢強勁的廣場舞音樂給攪了。心煩意亂、勸說無力,甚至報警無效之余,各種極端手段就成了他們宣泄憤怒、表達不滿的唯一方式。
居民們要休息,“大媽”們要健身,各不相讓,難以調和,西安市的《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條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臺的。《條例》試圖用制度的形式,對跳舞的時間、地點、甚至音量做一個限制,以求雙方相安無事。可是治“舞”如治水,光靠堵是行不通的,也是堵不住的。廣場舞在全國各地的迅速發展壯大,已經充分證明了它蓬勃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現實需求。那么,除了堵截、罰款,相關部門還能做什么呢?
其實,要切實破解廣場舞困境,政府要做的,還有很多。比如在城市規劃和舊城改造時,預留出相對寬裕的公共活動空間;適當開放有條件的機關、學校活動場所,減少小區舞會;引導舞者和群眾互相理解、互相包容等等。從某種程度上說,在社會公共場所和硬件設施相對匱乏的當下,如何讓廣場舞健康有序地發展,既是對國民文明素質的檢驗,更是對城市管理者水平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