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間,除了漂泊和拾荒,劉向明的生活主題就是造娃。夫妻倆育有10個孩子,這個“秘密”一直不為計生部門知曉。5月26日,5歲的老七在蘇州的一個水坑溺亡,經當地媒體報道,超生之事才被曝光。他們如此罕見地超生,純粹因為完全不懂如何避孕。劉向明回到老家邳州后,政府人員登門造冊,積極商議辦戶口、辦低保等問題。(6月9日《京華時報》)
正所謂“禍福相依”,劉向明夫妻失去了“小七子”,卻無意間引發媒體關注,換來了“免費”專車返家、其他孩子準備落戶等一系列“好事”。對劉向明一家而言,付出的代價盡管有些高昂和殘忍,但從夫妻二人的言語間,還是能夠讀得出他們對改善家庭境遇的渴盼。在這個現實版的“超生游擊隊”背后,我們同樣是有喜也有憂。
喜的是,邳州市有關部門對劉向明一家的態度非常人性化,并沒有因為他們大量超生且未繳納罰款而置之不理,甚至將他們視為影響形象的“包袱”。而且,當地政府對他們的救助不只是停留在送錢送物等“淺層次”上,而且在為孩子落戶、就學長遠打算上積極奔走。在很多地方將落戶和計劃生育掛鉤,不繳超生罰款就是“黑人”的背景下,這樣的關愛舉措無疑顯得難能可貴。人人生而平等,劉向明夫婦超生違法,但“板子”沒有打在孩子們身上,這樣的法治理念值得其他地方政府效仿。
憂的是,對于劉向明夫婦的超生行為,蘇州和邳州的有關部門缺乏應有的反省和追責。《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明確規定,“計劃生育技術服務人員應當指導實行計劃生育的公民選擇安全、有效、適宜的避孕措施”。劉向明妻子之所以成為“生娃機器”,原因在于夫妻二人在計生方面純粹是門外漢,不懂得如何避孕。多年來,我們的計劃生育政策都執行屬地化管理,隨著人口流動的日趨頻繁,這樣的做法無疑有點“過時”,對于劉向明夫婦這樣的“邊緣人”,計生服務就該“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么?計生部門就該放之任之、聽天由命么?
按照邢樓鎮分管計生工作的副鎮長楊祥艷所說,劉向明夫妻的超生問題,并非他們工作疏忽造成,那這些責任就僅僅該劉向明夫妻承擔么?張藝謀超生三個孩子要繳納748萬元的社會撫養費,而劉向明夫婦超生9個孩子,卻可能因為其家庭貧窮就減免掉,如此巨大的反差背后,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又該如何談起?
智利女詩人米斯特拉爾說過:“許多需要的東西我們可以等待,但孩子不能等。”劉向明夫妻的幾個孩子已經到了入學年齡,他們不該續寫父母的荒唐命運,邳州市有關部門積極幫助孩子落戶、解決讀書問題,當然是我們樂見的。與此同時,對超生所牽出的失職行為也不應該諱莫如深,應該給公眾一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