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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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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市法制辦公布了2014年市政府立法工作計劃，涉及55項內容。在今年力爭完成的12項立法項目中，《基本住房保障條例（草案）》擬規定，申請保障房不再審核收入情況，而以有無房產作為申請依據。同時，非京籍人群擬納入保障房申請范圍。（《新京報》5月21日）
“你見或者不見，我就在這里”。對于城市的非戶籍人口而言，這話或許再貼切不過。無論你承認也好，不承認也罷，那些常住的非戶籍人口，雖然沒有城市的戶籍，但卻就這座城市里生活，當然也就注定需要獲得基本的生存資源，更離不開基本的城市公共服務。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便用戶籍政策和壁壘將他們撇開，也不可能撇得一干二凈，更難免造成城市族群割裂與社會矛盾。在這方面，北京保障房申請將擴至非京籍人口，保障房的惠及面不再以戶籍劃界，而是更關注真實的住房困難與需求，自然是保障房向其保障本意的回歸。
應當承認，以戶籍人口來制定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政策，雖然乍一看來似乎不無道理，很多時候更是受限于有限的公共資源，不得不以戶籍來劃定公共福利的受眾范疇。但既然非戶籍的常住人口必然會需要相應的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僅以戶籍人口提供的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也就難免因陷入短缺而引發城市危機。
在這方面，其實不僅是保障房，醫療保障、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務范疇，其實早已暴露出戶籍壁壘在公共政策層面的失效。以醫療保障這一公共服務為例，國內不少大城市按戶籍人口每千人的職業醫師數量和發達國家相比應該說并不算落后，但何以看病難現象依舊存在，甚至還相當尖銳。個中原因究竟何在呢，問題恐怕就出在 “戶籍”二字上，盡管千人職業醫師數量是國際上衡量醫療資源配置情況的一桿通用標尺，但當千人是有戶籍的千人，而非戶籍的常住人口則并不在被統計的千人之列，被縮小的分母，最終放大了千人職業醫師數量，導致醫療供給的吃緊，也就在所難免。具體到保障房上，僅僅針對戶籍人口的保障房政策及供給，自然不可能真正實現對住房需求的兜底。而類似的以戶籍為壁壘的保障政策，其實都不可避免會面臨類似的尷尬。
不過，保障房政策擴至非戶籍人口，固然是建立在了真實需求之上，但卻同樣也引發了質疑。例如，有反對意見認為，連戶籍人口的住房保障尚未兌現，便將非戶籍人口納入，會否導致保障房的競爭更加激烈。尤其是當新政策將取消保障房申請者的收入審核，只考慮是否在京擁有房產。審核的放寬，會否讓本就存在的保障房騙購有更大的空子可鉆，也的確并非杞人憂天。至于那些住房保障需求尚未獲得滿足的本地戶籍居民，他們心中的擔憂，也并非不可理解。
從這個意義上說，保障房申請擴至非戶籍人群，固然是住房保障政策的去壁壘化，其進步意義不言而喻。但如何確保政策的執行能夠真正兌現初衷，并打消公眾的擔憂，其實仍然需要政策的細化。此外，保障房的供給是否真的有余力，能夠滿足更多保障之需，尤其在房地產市場呈現拐點的背景下，保障房政策又當有怎樣的應對之策，其實都應有更加明晰的闡述。否則的話，假如僅僅是紙面上將保障房擴至非京籍人群，實際保障房的規劃與供給乃至分配機制仍舊一成不變的話，恐怕難免口惠而實不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