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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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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近年來，習近平同志兩次對智庫建設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高度重視、積極探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等。這些重要論述既表明智庫建設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又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總體要求。
智庫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智庫又稱“思想庫”，一般是指研究公共政策的專業機構，主要職能是提供高質量的思想產品，為公共決策者解決經濟、政治、社會、外交等方面的問題出謀劃策。現代意義上的智庫產生于19世紀的西方國家，是社會分工精細化和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結果。上世紀中葉以來，隨著科技進步，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和經濟秩序持續發生重大變化，各國面臨形勢和環境的復雜性不斷增強，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以個體形式為主的謀士、幕僚的能力已遠遠不能適應決策者應對挑戰的需要，迫切需要團隊形式的智庫為決策者提供更高質量的專業咨詢和政策方案。各類智庫由此得到快速發展，決策咨詢服務水平不斷提高，政策影響力日益擴大，決策層與智庫的關系愈加緊密。智庫逐漸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據有關機構統計，到2013年全球各類比較活躍的智庫已達6826家。美國在二戰前只有布魯金斯學會、胡佛研究所等20多家智庫，到2013年智庫的數量已增至1828家，形成了與其社會治理體制相適應、較為完善的決策咨詢體系。
現代意義上的智庫主要以專業、客觀、獨立的方式提出公共政策主張，幫助決策者制定和推行政策，并就有關政策進行論證、評估。由于社會治理體制、文化傳統、發展階段等原因，西方發達國家的智庫多以政府體制外的社會性智庫為主；而在東亞地區，一些主要經濟體的政府在上世紀后期主動建立大量智庫，形成了以“官辦”智庫為主的東亞特色。無論智庫的屬性如何，它們都在當代國家的發展和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西方國家政府或政黨提出政綱和各類法案、議案，通常會與智庫進行深入討論和反復論證，有時直接采用智庫的建議方案。美國大西洋理事會在里根執政期間完成了《今后十年的對華政策》，報告中的主要觀點成為當時美國政府處理中美關系的重要依據。美國蘭德公司對蘇聯第一顆衛星發射時間、越戰撤軍、中美建交、古巴導彈危機、德國統一等國際重大事件的成功預測和戰略研判，奠定了其在美國政府決策中的地位，為其贏得了世界著名智庫的聲譽。可以說，二戰后美國政府推出的每一項重大戰略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智庫的影子。另外，西方國家的議員們在立法機構就各類公共政策發言或辯論，背后往往是不同智庫主張之間的交鋒。日本綜合研究所提出的“綜合安全保障戰略”，指導日本順利度過了第二次石油危機。以韓國開發研究院（KDI）為代表的數十家官辦智庫，為韓國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出謀劃策，作出了社會公認的貢獻。不難看出，智庫的質量與水平已經成為現代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
綜合來講，現代智庫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資政輔政。以思想庫和參謀助手的角色，為決策者提供政策思路和建議方案以影響決策，并對有關行動方案和實施效果作出論證、評估，為政策實施向社會作出必要的說明和引導。二是啟迪民智。通過深入廣泛的調研和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以專家學者的角色撰寫文章、出版論著、發表評論、開展研討，對社會公眾進行政策傳播和普及。三是平衡分歧。在利益群體和訴求多元化的環境下，智庫借助其客觀、公正的立場提出政策觀點，為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提供交流平臺。四是聚賢薦才。西方國家的智庫充分發揮人才“旋轉門”作用。政府經常在智庫的研究人員中選拔高級官員，而離任的政府高級官員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進入智庫開展政策研究工作，繼續發揮專長和影響力。官員在政府和智庫之間的角色轉換，進一步密切了政府與智庫的聯系，強化了智庫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
建設高質量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時代要求
在我國革命和建設前期，我們黨就高度重視決策咨詢和調查研究工作，但尚未形成較為專業、完整的團隊形式的智庫。上世紀70年代后期，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相繼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發展中心”）等政策理論咨詢研究機構。據上海社會科學院統計，目前我國比較活躍的各類智庫有200多家（不包括高校智庫），初步形成了官方智庫為主、高校智庫、企業智庫和民間智庫共同發展的格局。圍繞黨和國家的重大戰略部署以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熱點和難點問題，各類智庫認真履行職責，產生了一批具有較高政策價值和重大影響的研究成果，推動了決策科學化、民主化進程，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貢獻了智慧和力量。有些智庫在國際上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力。
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和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期，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所面臨的發展機遇和嚴峻挑戰前所未有，無論是改革方案還是重大政策制定的社會利益相關性、復雜性都不亞于以往任何時期，黨中央、國務院對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以及決策正確度的要求越來越高。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大變革的新時代已經發出了呼喚智庫彰顯能量的最強音，歷史賦予智庫的任務更為艱巨、責任更加重大。過去，我國智庫應改革開放之運而生；當今，正是我國智庫順改革開放之勢而為的大好時期。與時代新要求相比，我國智庫發展還相對滯后。一是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的探索剛剛起步，智庫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既缺乏制度性保障，也未能得到系統性體現。二是智庫對決策的影響多處于若即若離狀態，在黨和國家科學、民主決策體系中缺乏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的安排。三是我國智庫多以官方、半官方為主，智庫本身難以平衡體制屬性與政策研究獨立性之間的關系。四是智庫研究成果向決策咨詢、社會效益轉化的渠道不夠暢通，效率有待提高。五是我國智庫總體而言戰略謀劃和綜合研判能力不足，政策研究質量和水平有限，尚不適應新時期決策的需要。
勇當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弄潮兒
使我國智庫真正承擔起時代賦予的重任，必須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重視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一方面，應從國家層面、社會層面創造有利于智庫健康發展的環境和條件；另一方面，各類智庫要自強自立、有聲有為，積極參與決策，正確影響決策。我國各類智庫既要遵循決策咨詢工作規律，充分吸收借鑒國際先進經驗，探索和創新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增強戰略謀劃能力和綜合研判能力，不斷提高決策咨詢服務水平；更要充分認識我國政治體制和決策機制與西方國家有著明顯差異，建設新型智庫必須符合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特點，符合國情、黨情、社情，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要求。通過建設高質量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力爭為各級黨政組織及各類經濟實體的決策提供管用的政策建議和咨詢意見，提升國家軟實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準確把握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職責定位。各類智庫建立背景不同，功能和職責定位也應準確把握。發展中心是直接為黨中央、國務院經濟社會發展重大決策提供研究咨詢服務的體制內智庫。我們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就是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建立科學高效、充滿生機活力的體制機制；加強決策服務和專業能力建設，打造高層次的政策研究人才隊伍；建立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的對外交流平臺，提升統籌利用國內外各類智庫資源和專業人才的能力。為此，要準確把握職能定位，認真遵循決策咨詢工作規律。結合中央決策對智庫需求的新特點，我們嘗試開展“國家新型智庫建設創新工程”建設，推進機構設置、科研機制、人才管理等方面的改革，著力提升研究質量和水平。一是在做好全局性、綜合性、戰略性、長期性重大問題研究的同時，著力加強對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重點難點問題的研究。二是加強政策研究的問題導向，著力提高政策建議對決策的實際應用價值。三是依托高水平的專家隊伍，面向公眾和國際社會解讀國家重大公共政策，著力提高政策解讀的準確性、影響力和社會效果。四是發揮智庫的客觀性和專業性優勢，探索做好經濟社會發展有關改革方案、重大政策及實施效果的第三方評估工作，著力提升評估的規范性、正確性和專業化水平。
勇于創新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制機制。制度創新是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關鍵，這就要求我們在創新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制機制上下足功夫。一是建立高質量完成中央交辦研究任務的保障體系。緊緊圍繞中央關注的重大問題，從準確把握決策需求、快速組織開展研究、提高成果質量、加強政策建議的及時性和管用性等方面建立完整有力的服務保障程序。二是完善重大課題選題機制。在做好決策需求分析的基礎上，根據問題導向和趨勢導向相結合的原則，規劃年度重點研究課題。三是建立靈活有效的科研組織機制。實行課題負責人制度，根據課題需要組建跨部門、跨領域課題組，集中優勢力量并有效整合國內外研究資源參與決策咨詢研究。四是實行研究成果分類送審制度和質量把關制度。上報的每一項研究成果，都要經過研究部門主要負責人審核、分管領導審改和主要領導審定三級質量把關。五是形成競爭導向的科研評估機制。提高科研組織、課題評審和業績評價的透明度，強化競爭，提高評審標準和淘汰率，加大對優秀成果的激勵力度。
不斷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能力建設。根據服務決策、適度超前、相對獨立的智庫建設要求，我們要不斷加強四個方面能力建設。一是提高綜合研判和戰略謀劃的能力。世界已經進入大數據時代，智庫要善于運用現代化的信息技術和研究方法去把握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和本質，及時發現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苗頭性、趨勢性的重大問題，前瞻性地作出戰略謀劃。二是提出科學可行政策建議的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政策的正確程度與政策制定者的綜合能力成正比，而智庫政策咨詢能力正是這一綜合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升智庫的這一能力，其一要夯實學術理論根基；其二要提高自身政策水平；其三要深入社會實踐；其四要實現前三者緊密結合、相互支撐。三是推動政策形成和實施的能力。智庫的作用，就是力求掌握充分的信息、數據，以令人信服的分析、推理和研究結論，把應對經濟社會問題和矛盾的政策建議提供給決策層，對政策設計的實現目標、實現動機、現實條件等作出透徹且合乎實際的闡述，積極推動有關政策的形成與實施。這也是智庫決策影響力的直接表現。四是增強重大政策解讀傳播的能力。不僅要在國內提升政策解讀的準確性、影響力，而且要加強國際交流合作，積極參與國際智庫對話，開展政策對外解讀，廣泛傳播中國的實踐經驗和政策主張，增強在全球主流媒體和國際組織平臺的話語權。
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才隊伍建設。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培養和造就一批德才兼備的專業人才和管理人才是關鍵。智庫作為思想庫，其影響力的實質在于研究人員的影響力，在于人才團隊的影響力。要營造既堅持原則又寬松活躍，小荷“盡”露尖尖角、人皆可成才的人才成長環境，進而增強智庫的人才吸引力。倡導研究人員要具備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榮譽感，具有優良的精神品質；秉持“唯實求真、守正出新”的政策研究價值觀，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樹立科學嚴謹、客觀務實的思想作風，培養獨立思考、勇于創新的品質。還要繼續堅持開門辦智庫，在政策研究過程中盡可能吸收政府官員、企業高管、著名專家擔任顧問或課題組成員；更多與世界銀行、殼牌等國際著名研究機構、企業聯合開展如《2030年的中國》《推進高效、包容、可持續的城鎮化》《中國中長期能源發展戰略研究》《中國天然氣發展戰略研究》等重大項目研究；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建立顧問委員會、各領域頂尖專家庫、訪問學者研究制度；進一步通過舉辦高層次論壇、組織高水平的學術報告會等多種形式，加強與國內外各類智庫和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著名專家學者的聯系、交流、合作，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共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