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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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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爸爸去哪兒、時間去哪兒”是一個社會話題，引得人們對家庭、對社會的反思，那么“農民工去哪兒”就是一個社會話題中的政治話題，會引得社會對再改革的思考與期盼。
“農民工去哪兒”背后是家庭去哪兒。農民工為社會發展助力的同時，也帶來了“臨時夫妻”、“下一代教育”等諸多社會問題。農民工是流動的，但家庭需要穩固，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自“農民工”這個名詞出現后，農民工的家庭就已開始發生潛移默化的變化，諸如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家庭的和諧穩定，以及農民工對傳統家庭理念認知的變化等。家庭是一個細胞，在農民工的家庭里，農民工就是這個家庭的細胞核，2億多農民工去哪兒就可能影響到上億個家庭。
“農民工去哪兒”考驗著社會去哪兒。家庭問題所導致的影響常常在社會中表現出來，尤其是上億個家庭出現的共性，就是社會問題的共性。社會問題需要每一個社會成員參與解決，這體現為相互包容與理解。不僅需要對2億多農民工包容和理解，也要對2億多農民工背后的家庭包容和理解。建立在包容與理解基礎上的社會認知，才可能共同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才可能形成良好的、和諧的、具有凝聚力的社會文化，這更考驗著一個社會發展的成熟與否。
“農民工去哪兒”根源于改革去哪兒。農民工問題在改革開放中形成，也需要在再次改革中解決。任何改革都不是“純產出”的改革，都需要付出改革的成本，“農民工去哪兒”就是我們在改革中要承擔的成本或者說需要在全民分享紅利的前提下對農民工反哺。對2億多農民工的多數而言，他們的發展方向已經很難“去工返農”，只有為農民工提供新的、穩定的生活平臺或環境。從這一點講，農民工的未來前景取決于一個以民為本的改革方向。
“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實行不同規模城市差別化落戶政策。把有能力、有意愿并長期在城鎮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及其家屬逐步轉為城鎮居民”已經為“農民工去哪兒”指明了方向，回應了農民工及社會對改革的期盼。接下來需要全體人民堅守、維護這一改革方向，這樣“農民工去哪兒”的這個時代課題便會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