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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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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三十年，珠三角憑借政策優勢和地理優勢經歷了“桑基魚塘”到“世界工廠”的崛起。然而，長期依靠外源經濟的“代加工”生產模式和降低內部成本的壓制型不良競爭，使得珠三角的發展陷入困境。面對國際化、全球化的競爭壓力和資本流動，發揮優勢，整合資源，從經濟產業鏈入手，提升企業競爭力，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為經濟增長帶來的城市發展提供引導，從人力資源、社會發展以及城市化進程等方面，為珠三角二次騰飛所面臨的“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升級”作好了準備。
珠三角改革開放三十年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和中國改革開放、經濟轉型的演進，資本和貿易的全球性布局，不僅作為一種背景，而且作為一種現實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國的成長，深深地滲透了中國轉型的幾乎每一個層面。
“珠三角”概念首次正式提出是在1994年10月8日，廣東省委七屆三次全會關于“建設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議案中出現的。最初由廣州、深圳、佛山、珠海、東莞、中山、惠州7個城市及清遠、肇慶的一部分組成，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廣東珠三角。后來，范圍調整擴大為由珠江沿岸廣州、深圳、佛山、珠海、東莞、中山、惠州、江門、肇慶9個城市組成的區域，這就是通常所指的“珠三角”或“小珠三角”。
從專業鎮走出的曼哈頓
說起珠三角從“桑基魚塘”，到今天處處是拔地而起的城市天際。從過去的農業鎮，轉眼間成了某種工業產品的專業鎮，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偏偏是這片深港漁村，得以首先崛起呢？
首先是由于這里優越的地理位置:緊鄰香港這個世界的窗口和舞臺，以最快的速度獲取潮流的信息，自身擁有便捷的海、陸、空交通運輸體系；而隨著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借著改革開放的“天時”，大量港商臺商進入內地發展的第一站就是深圳、珠海等地，三資企業的進駐，迅速帶動了產業經濟鏈條的形成，為吸引更多的國際化大中型企業來此投資辦廠奠定了城市基礎。
例如近年來，國內外不少著名的電腦公司如ＩＢＭ、惠普、方正等，紛紛到東莞辦廠、設立研發和加工基地。
除了豐富的土地資源，各種政策的優惠，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之外，當地人敏銳的商品意識和傳統習慣，更成為珠三角急劇膨脹的必然。早在1872年，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工廠——繼昌隆繅絲廠就是華僑商人陳啟沅在這里創辦的。
“十米一商，百米一廠”，內陸“小香港”
曾有一則關于廣東經濟成就的報道稱:經過20多年的發展，廣東綜合經濟實力已經超過東南亞除印尼之外的任何一個國家。在廣州開發區，即使在非典的日子，仍然是每一個工作日就引進一個項目，每兩個工作日就有一家企業開工，每三個工作日就有一個企業投產或試產。“世界工廠看中國，中國工廠看廣東，廣東中心珠三角”。在2002年，珠三角人均GDP達到3131美元，三類產業增加值比例為4.1:47.2:48.7，首次出現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三類產業比重為“三二一”的排序，頗似經典論斷所說的“發達經濟”初始階段。
經濟的發展推動了城鎮建設的跨越式生長。東莞的樟木頭鎮就是一個以面向高端客戶為目標、房地產開發為主業的城鎮典型。優美的城市環境和居住條件，的確對鄰近的香港居民產生了很強吸引力，成就了其“內陸小香港”的美譽。
衰退：是牽一發而動全身，還是偶然下的必然
但是，隨著近年來，內陸地區“北上”的口號逐漸壓過了“南下”的熱潮，珠三角的發展似乎陷入了困境。
2004年《珠三角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2004-2020)》出臺，地方政府和相關專家就發覺了地區經濟潛藏的危機，提出了“一脊三帶五軸”以及“雙核多心多層次”的中心等級體系的發展方向，力圖整合珠三角地區的經濟資源、形成合力，共同參與區域競爭。
但隨著《勞動合同法》的頒布實施，據相關部門統計，僅今年珠三角地區已經有8000多家企業倒閉或轉移。瑞士銀行經濟學家喬納森·安德森在其報告中說，2008年可能是中國制造廠商的盈利能力終遭重創的開始。香港工業總會預計，珠三角地區的60,000至70,000家港資工廠中，今年將有10%停產，總會副主席劉展灝說，這個比率可能是20年來最高的。部分廠商將永久停業，一些將搬遷到中國內陸，還有一些會遷出中國。
毋庸置疑，這與《勞動合同法》實施后，企業成本大幅增加有關。其實，《勞動合同法》只是一切事件的導火索。這與長期以來依賴尷尬的外源經濟、政策優惠，以及區域建設、城市規劃的引導上缺乏合理的層次與配置不無關聯。高強度、大面積、模式化的單一型城市建設，已經讓珠三角的各方資源達到了其所能承載重負的臨界點。
再加上工人流動、人民幣升值、國家出口政策調整、出口退稅調整、市場萎縮、原料價格上漲等等客觀困難，使得大量企業搬遷甚至倒閉。珠三角，正面臨著多年來苦心經營的產業鏈條逐漸脫節，從最底層的勞動力到上游投資者、開發商的集體“逃離”。
此時，在一些不明緣由的矛頭指向外在壓力的時候，我們更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導致今天珠三角地區后續發展無力的成因，是早就埋下的惡果。
內困：對“MADE IN CHINA”的反思——珠三角區域經濟“競次”發展模式的思辨
珠三角——全球經濟一體化下的簇群經濟
以某種專業產品為主導，以某個區域為聚集地，資源、技術、信息相對集中，形成較強的產業優勢，這種“簇群經濟”在發達國家由來已久。日本在上世紀50年代就出現“一村一品”的專業化區域生產組織形式。法國、意大利早已出現皮革制品、服裝、釀酒等名牌專業城鎮，荷蘭的花卉生產、芬蘭的環保加工業，美國的硅谷、南加州的航空業，都顯示出現代“簇群經濟”的威力。
有專家認為，珠三角的“簇群經濟”的特征，是世界經濟一體化浪潮在我國的一種反響。中國，成為國際產業鏈上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環節。
但與日本、荷蘭的自主產業不同，珠三角多數企業既無銷售部又無投資部，單純利用香港的國際貿易中心地位，在香港接生產訂單，到珠三角加工，賺取人工、原料、地租等成本差價。“這些企業根本不能算是完整的企業，頂多只能稱之為一個龐大的加工車間”，因此，為了謀取愈發狹窄的利潤空間，成本在不斷的壓縮再壓縮。
“競次”的發展模式
2007年，新華社特約經濟分析師、獨立評論人袁劍曾經在自己的博客里撰文《告訴你另外一個真實的中國》，其中談到了“競次”一詞。全球化時代，國家在經濟競爭中獲取競爭優勢的辦法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加大經濟活動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國人民福利的情況下，提高經濟活動的生產率，另一種則是，以剝奪本國勞動階層的各種勞動保障，人為壓低工資，放任自然環境的損害為代價，贏得競爭中的價格優勢。后一種辦法被稱之為競次，即打到底線的競爭。
與珠三角年均20%多的GDP增速比起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份報告顯示，最近十幾年來，珠江三角洲外來工月平均工資僅增長了68元。而這正是珠三角吸引外來投資的最大砝碼。也正是這個價碼，吸引了全球無數的資本和熱錢。強資本弱勞動力的格局下，出現了超時加班，拖欠工資，機器吃人……但是，即便如此，與西方工人以罷工要求“減少加班”不同，珠三角工人們在停工怠工中卻喊出“恢復加班”。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劉開明博士說，這是珠三角工人們作出的一種無奈選擇。工人所得大部分源于加班，減少加班即意味著減少收入。“其實，如果基本工資足夠高的話，沒有工人愿意加超過兩個小時的班。”
“競次”的嚴重后果
中國在全球化競爭中，通過壓低工資價格，贈送土地收益、財政收益，容忍對環境的破壞，對自然資源的消耗性開發，對本國市場的割讓，對本土經濟的歧視等等，“贏得”世界工廠的美譽。同時，環境破壞、能源消耗率、自然資源消耗率也達到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
然而，“這并不是這種格局最為嚴重的后果。更加嚴重的在于，這些為中國提供了最多就業機會的本土制造業，由于生存艱難、利潤微薄而無法提升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從而使他們陷入貧困陷阱。這是中國宏觀經濟經常表現為內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民營經濟為主導的內源性經濟發育不良，成為珠三角的痼疾;”……我們有一個龐大得驚人的底層人口和一群毫無競爭力的本土企業。
痛定思痛，是到了我們冷靜下來，真正從區域規劃的宏觀發展與百姓民生的微觀心態雙方面，來探討城市建設的可持續發展與區域競爭的健康成長方式的時候了。
外憂：OEM模式的中國特色——珠三角區域經濟的起伏
經驗證明，單純依靠外資加盟，依靠加工制造業推動經濟發展，是非常被動的。資料顯示，從1990年以來，廣東省內資企業從2.7萬多家減少至不足1萬家，相反，外資企業則從700多家迅速上升到近萬家，超過了內資企業數量。由于資金、技術、人才與市場都掌握在外資企業手中，廣東的工業化進程將受到外部力量的制約。
此外，粗放式投資拉動的傳統發展方式，還造成勞動密集、手工化、單一化、技術低下，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等問題。轉型的強烈需求，二次創業的時代呼喚，顯然遠非產業升級那么簡單，對于我們奉若法寶的“代加工”生產組織方式，有太多的風險和浮躁。
OEM，是積累還是內耗
所謂“OEM”，即貼牌生產，是一種委托他人生產的合作方式。很多國內甚至全球知名的自有品牌，其出身也有過充當“OEM”的經歷。
其實，早在1978年，港商投資的太平手袋廠在東莞虎門地區成立，就引進了“OEM”這一概念的前身——中國第一家“三來一補”形式的企業。“三來一補”一般是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及補償貿易。太平手袋廠與當地簽訂協議，港商以設備投資，引進原材料，保證產品出口，并向當地繳納一定的工繳費（即加工費），設備以部分工繳費折價方式在一段時期后歸當地所有。
由于內地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租金，順應了當時國際制造業轉移的形勢。通過合作，外商只是在內地開設一個加工車間，方式靈活，負擔輕，利潤又豐厚。“三來一補”企業在東莞、深圳、廣州等珠三角地區盛極一時。在頂峰時的2002年，僅東莞在冊的“三來一補”企業就達1.2萬家。廣州甚至有專門的《廣州OEM代加工企業名錄》。這也是為什么國內市場經常有“外貿尾貨”的原因。但同時，財富的積累也帶來了高污染、高能耗和資源消耗型加工貿易泛濫的種種危機。有經濟學家預言，這是在用我們明天的財富來滿足今天的收入……巨大的內耗型企業的增長，不是經濟積累，而是倒退。
OEM，是剝削還是上課
喜也貼牌，憂也貼牌。貼牌生產受制于人，命運掌握在別人手里，企業規模越大風險也就越大。同時，貼牌生產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資源，而在整個利潤鏈條上收獲的卻是零頭。據了解，在發達國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大致比例為5∶1，虛擬經濟賺取了95％的利潤，而中國制造業只分得了價值鏈低端5％的利潤。目前，珠三角、長三角還有很多制造業仍在5％的利潤上打價格戰。
但即便如此，珠三角一些從事貼牌生產的企業主表示，為跨國企業做貼牌產品，不賺錢也愿意干，從他們那里學到的設計和管理方面的知識，花多少錢也買不到。如果光靠自己摸索，也許要走很長的彎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OEM的經歷，是企業與企業文化，工人與勞動群體的一個生動課堂。
OEM，是轉型還是合作
依靠貼牌生產迅速完成資金原始積累之后，很多企業面對巨大的鉗制壓力，開始大規模轉型，邁上自創品牌的發展道路，以謀求更大的利潤。例如廣州立白企業集團從外發貼牌(OEM)起家到目前擁有6家全資生產基地，建立起了包括20多個OEM生產廠家和12個配送中心在內的生產物流網絡，并在近幾年銷量以30％的速度增長。這種內部增值，自我品牌的戰略意識加快了我國產品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前進腳步。
只有建立自己的品牌和銷售渠道，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企業才能有足夠的籌碼與合作伙伴談判。這是企業自主發展、加快發展的巨大課題。一些企業界人士認為，貼牌企業當年以貼牌生產的形式切入國際市場是一種較為輕松的企業國際化戰略，但不可能實現企業可持續的國際化經營。我國貼牌企業普遍面臨二次創業的挑戰，這需要企業提升自身素質，熟悉國際游戲規則，盡快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并加強品牌和銷售渠道建設，才能在國際競爭中站住腳跟，或者至少在對外部投資條件、利潤分配的談判桌上擁有一席之地。
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珠三角二次騰飛的機遇選擇
盡管機器在徹夜轟鳴，但大珠三角20多萬制造企業在空前繁榮中不得不面對“天花板”困局:原有集粗放型及外源型于一身的舊有經濟模式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這種經濟發展模式雖創造了珠三角經濟昨日的奇跡，卻束縛住珠三角經濟未來發展的腳步。
國際化、全球化的外部競爭與機遇
新千年以來，發達國家開始了以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代表的新一輪產業轉移。與此同時，華爾街日報于今年年初刊登了一篇名為《珠三角:輝煌已成昨日舊夢？》的評論文章，預言：中國輕工制造業的變化正在全球引發連鎖反應。“工廠主們正把目光從生活成本相對較高、因而工資也較高的廣東和珠三角地區移開，到中國內陸尋找新的落腳點，在那里他們可以享受較低的成本，并從急于招商引資的當地政府獲得投資優惠。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廠商還會轉赴工資水平更低的其他國家投資。這意味著越南和孟加拉這樣的國家能獲得新的投資和裝配線就業崗位……”
制造業作為“雁行企業”，必然永遠向勞動力成本低的地方遷移，美國、日本、“亞洲四小龍”都經歷過這一過程，如今珠三角遵循著同樣的規律。從珠三角出發，沿著輻射狀的各條高速公路北上，正是大部分企業的求生路徑。但遷出了廣東，并不表示一切都順利。一些工廠“北移”之后，發現當地的產業配套不完善、交通物流成本增加。“在當地運費最少要占成本的10％，而在深圳、東莞運費只占生產成本的3％。另外不少的企業還得在當地買地建房，而不像廣東有一個成熟的廠房租賃市場。”經過20多年發展的珠三角擁有完整的、與生產能力相匹配的產業鏈。遷到外地固然可以降低用工成本，但不完整的產業鏈會導致原材料配套成本的上升。由此可見，我們要相信自身的優勢，不能盲目悲觀。種種跡象顯示，珠三角作為改革開放最早、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得益于其群集的成品、元件、材料及設備的生產者，使難于匹配的產業及工廠趨于組合；它的經濟活力，制度競爭力和市場包容力是無可代替的。隨著粵港經貿的進一步發展，出現了“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的種種格局，廣東的制造加上香港的服務，成就了吸引外資的獨特優勢。因此，從這一層面分析，當前珠三角地區出現的眾多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的倒閉和轉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珠三角未來的希望和整體實力的提升。而珠三角地區的產業是否可以成功變臉，也在于能否成功抓住這一壓力也是機遇，使沿海地區的外源型經濟——這一傳統經濟增長形勢，在全球化經濟浪潮中，將中國引入到世界市場的經濟增長之中，從“生產基地”向“總部經濟”轉型。對我們來說，只有擴大國際化視野，建立自主的世界品牌形象，才能與世界名牌競爭，到發展中國家去賺取外匯和培育市場，獲取價值利潤最大化。在這方面，珠三角借助香港信息化、全球化優勢，可以更早更快地接觸全球高新技術，這也就為這一區域引領行業建設尤其是電子類產品的開發、生產、制造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同時，必須加緊修煉內功:緊補以民營經濟為代表的內源型經濟“短板”，加速技術作為生產力的投入，從而形成提升地區經濟的內在驅動力。此外，在今后的建設中，完善區域經濟體系，還要著力于整合資源、形成合力，共同參與區域競爭，真正實現區域內資源共享、優化資源配置，提高三角洲整體的競爭能力。
城市化、人性化的內在修煉與提升
在二次創業中，珠三角不僅要以經濟建設作為發展中心，更要注重其引發的城市化等一連串的社會問題。改革開放前，珠三角的人口增長率低于廣東全省以至全國的水平。三十年來，珠三角急速城鎮化，外來人口急劇增加。廣東省的城市化水平從1982年的19.8%躍升至2000年的55%。廣東省政府有關方面也承認，珠三角城市化“發展水平和質量不高”，“城建管理機構尚不完善”，以至有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等嚴重問題，所以需要“不斷優化重組結構和空間布局”。在2006年北京舉行的“中國21世紀城鎮化發展戰略論壇”上，香港特首顧問曾德成做了主題為“從珠三角城市群興起看香港衍生的城鎮化效應”的演講。同年出版的《都市實踐:村城·城村》一書，作者更是將“城中村”這一深圳城市過速膨脹過程中的特殊形態，從建筑、人文以及經濟等各個角度論證其改造和建設的可能。而更有論者預期，香港、澳門和珠三角城市群將進一步整合，崛起為“珠江口超巨都會”。
無論其發展態勢如何，這種級數式的膨脹使得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帶來了一系列問題:“非城市化的工業化”，造成工業企業“遍地開花”，帶來經濟效益低下、投資分散和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等嚴重問題。“非城市化的非農化”，導致非農人口“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既影響了城鎮規模效益和服務功能的發揮，也不利于人民群眾文化素質和生活質量的提高，成為珠江三角洲實現現代化的一大障礙。如何使“流動大軍”固定下來，不僅需要政策上的引導，更要在城市空間中給予交流與融合的場所。需要產業鏈以外形成城鎮鏈;優化城鎮體系、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鄉環境，對每一個區域進行合理開發和準確定位，實現產業發展帶與城市發展帶的高度耦合。同時，對于城鎮建設背后的文化建設要給予充分重視。從軟件和硬件兩方面，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個層次上，引導城市建設和人力資源優化配置 。
從“制造”到“創造”的新生
珠三角的再次崛起，首先要全面提升城市群競爭實力，發展成為亞太地區的主要城市集團，確保工業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相互促進。通過產業升級，將珠三角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聯結為一個互為因果的有機整體，要求經濟發展考慮自然生態環境的長期承載能力，建立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相協調的全新發展模式。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珠三角傳統的政策傾斜正在逐步扭轉，投資開發的重點正在由“低端”向“高端”演進。緊抓核心技術研發，結合實際國情，對制造過程合理優化，生產過程自主創新，加大自主品牌、國有產品的創造。與此同時，大力扶持高新產業的發展，立足國內市場，放眼國際市場，才是生存和發展的健康之道。在不斷技術創新，重視品牌優化的思想指導下，具有前瞻性的制度、政策創新也是不可或缺的發展動力，對于我們從“制造”到“創造”將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和科學保障。延伸產業鏈條，發展多元產業，提高產品附加值，通過內外兼修的區域合作，加速自有品牌的推廣和科學技術的應用，是珠三角地區再次騰飛的必備條件。我們可以大膽的想象，將來，我們將不再去香港找尋“世界名牌”，而是整個世界的消費者，都要到香港的名店街來參觀“中國的柜臺”。
（韓林飛：北京交通大學建筑與藝術系教授、博士；高 萌北京工業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
(注：本論文得到交通大學校基金的資助，基金任務編號：2007XM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