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租房,是一座城市的傷痛,承載著都市邊緣群體的希望與酸楚。關于它的是與非、去與留,多年的討論、治理未曾有結果。日前,北京表示要“出狠招”、“下猛藥”,力爭徹底根治房屋違法出租問題。
持平而論,盡管是“蟻族”的無奈之選,群租房的安全問題確實不容小覷。無論逼仄的空間,纏繞、混亂的水電線路,還是噪音擾鄰,彼此之間的人身、錢財威脅,都會造成消防與治安的種種隱患。作為公共空間的管理者,有關部門嚴格依法查處、清理群租房,的確很有必要。然而,要走出以往的“雷聲大、雨點小”,或者是將社會矛盾轉移、甚至激化,就不能止于一個“拆”字,更要多從釜底抽薪的對策上想辦法。
其實,群租房的現象并非當下獨有,早在舊上海的里弄中,“二房東”與“鴿子窩”便引發了不少情緒的幽怨。再往前溯,翻開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資本主義發展早期的住房短缺,也令人觸目驚心,就連“最污穢的豬圈也經常能找到租賃者”。經典作家將這種現象歸咎于資本與勞動、城與鄉的對立。今日鑒之,仍富啟示。
根據調查,群租房的租客,多數為剛剛參加工作的畢業生,收入微薄,無力支付大都市動輒數千元每月的房租。對于這一群體,首先應當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與更好的就業條件,包括最低工資制度、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等,讓工資收入的提高奠定體面勞動的基礎。同時,有形之手也要彌補無形之手的天然缺憾,在保障性住房、特別是公租房上,舍得投入、盡早見效,使奮斗的青春不再漂泊、有所托寄。
當然,面對700萬存量、每年至少50萬增量的外來人口,再包容的首都也會難以承受。城與鄉的對立,在今天表現成了一二線城市與三四線城市的分化。前者人滿為患,卻又趨之若鶩,后者生活安逸,卻又難以留人。人才吸引力的失衡,還是源自資本、技術特別是公共資源分布的不均衡。當創業的樂土、幸福的源泉陸續向中小城市流動、匯聚,又何愁青年才俊不爭相往之,又何來“京城之大,無立錐地”的喟嘆?
解決群眾住房問題,乃是現代治理者的公共責任。更進一步,努力緩和資本與勞動、城與鄉的對立,更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題中之義。抓住癥結之“七寸”,驅除公害但不侵蝕夢想,揚湯止沸更要釜底抽薪,住有所居、勞有所得的夢想才不會“去爾日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