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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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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50后”、“60后”農民工大都快到“退休”年齡，由于種種原因，他們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比率很低。“誰來給他們養老”這一問題變得十分沉重……
農民工周國慶：體力好壞決定著“退休”時間
“趁現在多掙兩年錢，手里有錢比買保險穩當得多。房子都給兩個兒子置辦齊了，干不動了，一個兒子家住半年，他們會養我。”這是周國慶的想法。
不久前，記者在西安北郊未央路一處建筑工地見到周國慶時，他渾身上下被汗水浸濕，頭頂冒著豆大的汗珠，正蹲在工棚陰涼處一邊抽煙一邊“歇口氣”。
旁邊傳來工頭的催促聲：“老周，在干啥呢，才干了1個多小時，就不行了，拖了工期，你我都要扣錢。”說著，工頭推著水泥車走向電梯，準備下樓裝滿后再拉上來。“歲月不饒人呀，不服老不行！以前，這種水泥車，在工地上拉10來趟，根本不成問題的。”周國慶告訴記者。
2013年52歲的周國慶，河南周口人。光頭、說話中氣足、步伐穩健、做事麻利。1993年，周國慶和同村的兄弟伙一起背上行囊，坐上南下的火車，奔赴廣東打工，剛開始從建筑工地上的泥水工做起，月薪280元。1998年，他只身離開廣東，來到西安，依舊在建筑工地打拼，月薪漲到800元。這些年，周國慶一直干著泥水工的工作，手藝越來越好，用他自己的話說“手上的活多得做不完”，他的月薪也跟著水漲船高，并在2011年前后迎來了“大爆發”。據他透露，2011年以前，基本上一天的工錢不到60元，2011年以后，開始漲到80元/天、100元/天、150元/天……現如今已經是200元/天了。“這還是沒算加班費的。”
對于自己的收入，周國慶顯得非常滿意。不過，因為長期在工地勞動，他的膝蓋和腳踝嚴重變形，一旦變天，就疼得走不了路。記者問他“苦不苦”？周國慶直言，我不苦啊，還有一身的力氣，干得動。我身邊像我這種50多歲還在工地上做泥水匠的，多得很，60歲的都有。
當記者問老周，如果突然得了大病，錢不夠用，又沒買保險，怎么辦時。他說：“我覺得趁現在還可以干，多掙兩年錢，比買保險穩當得多！”周國慶回答道，同時還補充說，這邊做完，下個月就去另外一個工地，是個別墅，聽工頭說光是泥水活，提成就有1萬多元，能掙錢，我買啥子保險？再說還有兩個兒子可以依靠。
對于很多老一代農民工來說，打工就是個體力活，要掄得起大錘，扛得起鋼筋，挑得起重擔，更要熬得起時間。今后就算是回村養老，只要口袋里有點錢，起碼能好一點。
周國慶，正是老一代農民工中的一個典型代表，他們的養老正在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統計數據：2012年全國參加養老農民工僅為4543萬人
記者前前后后采訪了數十位老一代農民工，他們與周國慶有著相似的特點：年過半百，有的即將到60歲的“退休”年齡，有的已過“退休”年齡，但依舊在為生活打拼，對于他們而言，55元/月的新農保，在農村想要維持生活很難，絕大部分還得靠子女贍養，或者攢夠錢供今后用。
國家統計局已連續3年發布了我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09年-2011年）：50歲以上的農民工所占比已由2009年的4.2%，飆升到了2011年的14.3%，暴漲了近3倍。2012年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參加養老保險的農民工人數僅為4543萬人。
調查發現，農民工群體普遍存在著缺乏對養老保險制度的信任、養老保險繳費基數過高、養老保險跨地區轉移接續困難、累計繳費15年門檻難以逾越、地方政府不愿增加支出、企業不愿意為農民工繳費等等情況。很多農民工甚至連“新農保”、“社保續接”等政策是怎么回事都弄不清楚。
西安南郊一律師事務所的張文濤律師表示，農民工群體實際上應該是最需要養老保險以及其他保險的群體，但他們流動性高，也因此造成農民工群體參保率低。他認為，首先，國家為農民工養老保險異地轉移接續建立了一些規則，但是執行的比例不高；其次，目前沒有一個統一的養老制度平臺和網絡。“50后”、“60后”農民工老了，并漸漸失去勞動能力，養老保險以及各項保險，都能對他們的權益提供最大的保障。但目前農民工在養老、醫療、工傷等權益方面相比城鎮職工而言，還尚待完善。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農民工生病時一般能撐則撐，撐不過去再到藥店買藥吃，被調查的民工中有三分之二的不上正規醫院看病。農民工大都上有老，下有小，小的要讀書，老的要養老。他們把錢袋子攥得緊緊的，不敢去正規醫院看病，因為他們知道看一場大病動輒上萬元，可能掏空家蓄，甚至債臺高筑。近些年來，政府有關部門多次組織專項工作組深入調研農民工主要輸出地，了解農民工群體在當地保險、權益等落實情況，還成立了專門的農民工維權組織，但結果似乎并不盡如人意。
學者觀點：亟待構建完善的保障體系
和新生代農民工不同，老年農民工生活相對閉塞，獲取信息渠道單一，維權意識和能力也很差。受歷史條件所限，他們工資收入很低，基本上沒有任何福利保障。再加上用工體系的不規范，很容易讓他們形成“放棄養老保險”的念頭。那些走出農村在城里打拼了大半輩子的老人，他們的養老尚無法由國家托底。“家庭養老”和“養兒防老”依然是基本出路。
但是，有學者指出，養兒防老是一種典型的私力救濟，它主要靠道德倫理維系，卻又受制于子女的健康、收入等諸多因素，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我們國家必須從“養兒防老”、私力救濟的傳統社會，轉型到“靠政府防老”的現代公民社會。
當一名農民工辛勞一生，能否獲得體面的晚年生活，卻得寄望于子女是否孝順，是社會的一種無奈。
其實，農民工養老不僅是一個群體的問題，更是一個體系性的課題，是一項涉及面廣的綜合性改革。比如，如何提高農民工的“五金”的落實，如何讓農民工的就業權益得到保障，如何提高農民工的能力，如何建立更為完善、標準更高的保障體系等等。更重要的是，必須加快戶籍改革，打破身份限制，給農民工更多的福利空間，才能全方位、多層次突破現有的養老困局。因此，目前更應該規范用工體系，加強保險合同簽訂以及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分層次、分類別地去實現“一卡通”，讓農民工在城市之間自由流動。這樣，農民工們為城市發展增光添彩的同時，也切實享受到應該有的保險待遇，進而盡快實現“共享社會均等服務，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宏偉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