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泱泱大國的住房問題,是道世紀難題。我們應當提高認知水平,從各方面加強政策支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合理的自主性需求
“要千方百計增加住房供給”,這是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對住房供應體系建設的重要論述,也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關于住房問題的戰略判斷。
有媒體梳理,今年兩會以來,除了重申“堅持房地產調控各項政策不動搖”,中央并未出臺新的調控政策。與此同時,北上廣等一線城市、部分調控嚴格的二線城市,卻出現了房價的明顯上漲,特別是9月以來,各地“地王”頻現。這個背景下,人們不禁會問:為什么嚴苛的“限購令”勒不住脫韁的房價?而今,當政策重心從需求轉向供給,又會給住有所居的夢想注入哪些新鮮力量?
眾所周知,需求與供給是影響房價的兩大因素,也是解決住房問題的兩大著力點。回顧房地產政策,調控的主基調是以需求管理為主、供給管理為輔,把“支持自住性需求,抑制投機投資性需求”作為基本方向。的確,把調節住房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可以擠出部分的熱錢炒作,促使商品房回歸商品本位。然而,一些地方“限貸、限購、限價”三管齊下,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政策效果,一定范圍內還扭曲了市場的供求關系。
究其原因,有一些是執行層面的“折扣”問題,但更多是忽視了有效供給的增加。自主性需求是剛性需求,是城鎮化過程中不可回避的糾結。片面的需求管理可以抑制投機與投資,卻無法壓住這種旺盛的“剛需”,更難以理順需求層次的多元化。甚至,個別的以增加交易環節成本的稅收政策,在供需失衡的情況下,不出意料轉嫁到了購房者頭上,使其有苦難言。這些都讓政策的效果背離了調控的初衷。
“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這是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解決泱泱大國的住房問題,是道世紀難題。我們應當提高認知水平,從土地、信貸、財稅等各方面加強政策支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合理的自主性需求。
首先要千方百計保證住宅用地的供應。房屋建在土地上,土地供給是住房供給的前提。過去三年,我們始終沒能完成土地供應計劃,特別是一些一線城市更是連續多年未“及格”。以廣州為例,2012年商品住宅用地計劃供應僅為2.55平方公里。而在北京,2012年全年共成交經營性用地372公頃,僅完成年度計劃的31%。可見,只有從增加土地供給入手,穩定“面粉”的價格,才能穩住“面包”的生產,避免“地王”與恐慌情緒。
這里所說的供給管理,包括3600萬套(戶)的保障性住房和以市場化滿足多層次住房需求兩個方面。如果說前者考驗的是政府的責任,后者則反映了市場化的大勢所趨,考量的是住房市場化改革的決心。市場的需求需要市場的手段來解決,不能指望政府的大包大攬。當然,我國幅員遼闊,地區之間差異較大。不少三、四線城市與一、二線城市冰火兩重天,住房供應相對充足但潛在需求相對較弱,甚至個別地方的“空城”“鬼城”還存在泡沫破滅的風險。這就要求頂層設計者,在加快推進住房保障和供應體系建設上,不搞一刀切,堅持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努力讓每個城市都成為宜居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