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相關規定對社會撫養費的去向語焉不詳,模棱兩可,但這不能成為挪用、占用社會撫養費,以中飽私囊的借口
今年7月,浙江律師吳有水致信31個省份的計生、財政部門,申請公開社會撫養費收支、預算等相關信息。但只收到17個省份的回復。據調查,一些地方將社會撫養費收繳情況與財政撥款掛上鉤。很多地方社會撫養費的90%以上甚至全部返還給縣級,用于縣鄉兩級的辦公經費、人員經費、獎金等等。
對于社會撫養費再次引發的熱議,國家衛計委回應稱,征收社會撫養費有法可依,但社會撫養費不屬于中央財政收入,也不屬于衛生計生部門收入;社會撫養費的收入沒有對應的支出科目,也不允許與計劃生育支出掛鉤,更不是一一對應關系。說白了,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是有法可依的,不交就是違法;但收上來的撫養費怎么花,卻既非專款專用,更無明確的規定。
既然社會撫養費只管收,卻對如何花并無嚴格的約束與限定,“社會撫養費”究竟“養”了誰,自然也就不得而知了。
社會撫養費被民間稱為“超生罰款”,政策制定的初衷,是通過經濟罰則來遏制超生行為,同時為超生所增加的社會撫養負擔籌集相應資金,補足投入的缺口。然而,當“社會撫養費”可以被地方政府用于發獎金,在利益的驅動之下,政策的初衷徹底被扭曲,“一些地方為了多收錢,多拿提成獎金,甚至鼓勵超生”,連“降價促銷”之類的商業伎倆都粉墨登場。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收了錢還不給收據,這樣一來,連上繳的程序都可以省去,悉數進了個別人的腰包。
“超生罰款”也好,“社會撫養費”也罷,按說前者指明了來源,而后者則確定了去向,單從字面上看。既然以“社會撫養”之名收取,社會撫養費當然應該專款專用于社會撫養事業才是。如果因為超生行為增加了社會撫養的投入和成本,這筆錢也理應補貼公共教育與配套的相應開支才是。
然而,當社會撫養費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用于地方政府的辦公經費、人員經費甚至獎金開支,對“社會撫養費”進行公開挪用,也就不足為奇了。
盡管相關規定對社會撫養費的去向語焉不詳,模棱兩可,但這不能成為挪用、占用社會撫養費,以中飽私囊的借口。“社會撫養費”究竟“養”了誰,這些年來,巨額的資金都流向哪兒了,必須進行清算與追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