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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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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8月30日晚，浙江律師吳有水已收到來自1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計生或財政部門依申請公開的2012年度社會撫養費征收總額，合計超過165億元。但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未有任何一個省份的計生或財政部門依據吳有水的申請，公開社會撫養費的預算情況或用途。（8月31日《新京報》）
長期以來，“社會撫養費”收支情況，成了各地心照不宣的“地方秘密”。由此得見，律師吳有水要求全國各地公開2012年度“社會撫養費”收支及審計情況，最終很難如愿。之前有報道稱，全國每年征收的“社會撫養費”總額達到200億元，但從目前17省份公開情況來看，將會遠遠超過這個數據。然而，超生人數與這個數據是成正比的，可見，各地超生現象令人觸目驚心。
盡管有關部門將“超生罰款”、“計劃外生育費”改為“社會撫養費”，并明確“社會撫養費”是一項行政性收費，不是處罰，具有一定的補償和強制作用。但由于一些地方在執行過程中重強制、輕補償，使“超生罰款”的稱謂比“社會撫養費”更貼近現實。要知道，計劃生育政策是我國的基本國策，目的是為了降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規避人口增長過快與資源不足和環境惡化之間的矛盾。因此，執行計生政策重在事前監管，向超生對象征收“社會撫養費”，僅是有關部門監管不力之后的一種補救措施，而不是計生政策的初衷，更不能成為某些地方靠“罰款經濟”斂財的一種手段。
俗話說：“無利不起早”。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會重罰款、輕監管，就是為了能夠瓜分“社會撫養費”這塊利益蛋糕。據一名長期在基層工作的鄉干部反映，在當地，一些計生部門和基層政府沒有嚴格執行計生政策，對企圖超生者睜只眼閉只眼，一旦超生成為事實后，便“罰款了事”。受“罰款經濟”利益驅使，哪個地方違法生育人口越多，他們的“社會撫養費”收入越多，政府可支配財政收入就越多，計生部門的獎金福利就越高，如此惡性循環，變相縱容了違法生育行為。
可見，雖然“社會撫養費”去向成謎，但其謎底很容易揭開——超生對象、計生部門、地方政府等形成了一種利益鏈條，大家各取所需：超生對象花錢“買”違法生育的“準生證”，計生部門“批發”超生指標，“社會撫養費”利益大頭上交地方政府，計生部門留點“小費”，日子也過得滋潤。當然，也不排除有個別官員和工作人員的腐敗行為參雜其中。問題是，其各方利益是以造成人口增長加快、社會負擔加重，資源和環境壓力加大等損害國家利益為代價的。
因此，不能任由“社會撫養費”瘋長，淪為違法生育的“準生證”。若想我國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不流于形式，首先必須強化政策的嚴肅性和執行力，斬斷地方利益鏈條。比如，嚴格實行計生工作“一票否決制”，對違法生育現象嚴重，進入計生工作落后“籠子”的地方，除了取消當地評先資格之外，也應對黨政主要領導及計生部門直接責任人進行問責查處；同時，各地征收的“社會撫養費”，一律上繳國庫，國家采取“以獎代補”的方式，優先給予計生工作先進地區資金支持，以此遏制地方靠“罰款經濟”斂財的利益沖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