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眾對進口奶粉的信心幾近“迷信”的時候,新西蘭恒天然乳品含肉毒桿菌事件使這種信任遭遇空前危機。甚至有人評論:這是三聚氰胺事件以來最大的奶粉危機。
實際上,這個肉毒桿菌事件,不管是在性質、處理和后果上,跟三聚氰胺事件都有質的區別。
首先,三聚氰胺是故意添加非食品成分,是典型的“非法生產”。不管添加物是否有害,或者是否造成傷害,這本身已經是重罪。而新西蘭恒天然乳品感染肉毒桿菌事件,是一個典型的“生產事故”。這種事故,是生產者也極力避免的。只是因為疏忽或者其他原因,生產流程控制上出了問題,才導致了事故的出現。前者,非法生產會給企業帶來非法利潤;而后者,事故出現了,生產者損失慘重。
其次,從處理過程來看,三聚氰胺事件是大批孩子受害之后,從外部對企業進行的處理。甚至在開始發現有孩子受害時,企業還采用了種種“花錢封口”的手段,并沒有認真對待問題。而肉毒桿菌事件,在廠家發現問題之后,主動向政府報告,并且開始了全球召回。雖然,新西蘭政府對于發現問題之后兩天才報告很生氣,但畢竟他們是自己報告了,而且開始了補救措施。
第三,從結果上看,三聚氰胺事件造成了世界范圍內,幾十年來罕見的因為食品出現的大規模傷害事故。在一個正常的商業社會里,是不應該出現的。而肉毒桿菌事件,并沒有報告一起傷害事故。聲勢浩大的全球召回,是一種預防性的措施。在國外,各種各樣原因導致的這種召回極為常見,在美國FDA的網站上幾乎每周都能看到。
每當食品事故出現,就總有一批人吵著“加強立法”“加強監管”——這固然沒有什么不對,但是,安全食品是生產出來的,法規只是最后的一道防線——這道防線只對守法者有約束力,而即便沒有這道防線,生產者也必須生產安全食品。比如奶粉中的三聚氰胺,根本不存在“沒有立法”的問題——作為非法添加物,加了就是犯罪,并不需要什么“國家標準”來作為處罰依據。而肉毒桿菌,世界各國在奶粉中都沒有指定標準。這是因為它只是眾多致病細菌中的一種,在奶粉中極為罕見。如果要給為它指定標準,那么比它更容易出現的其他細菌就更需要指定標準。
每多一項標準,就要多一項檢測,就要增加一部分成本——把食品安全寄托在為“所有可能”的污染指定標準并且檢測,完全沒有現實操作性。有時候為了回應民意,主管部門不得不制定一些沒有必要的標準——歸根結底,算是由公眾為自己的“心理需求”來買單。
其實,安全的食品更需要由良好的生產規范來保證。科學合理的做法是:找出生產流程每個環節中容易出問題的地方,指定標準并且進行監測。對那些不那么容易出問題的指標(雖然不是“絕對不會出問題”),則通過嚴格規范的操作流程來保證。比如說,奶粉生產流程中,原材料應該滿足什么樣的標準,每一步加工流程需要進行什么樣的消毒、維護與操作——只要嚴格執行了這些流程控制,就可以保障安全。
對公眾來說,學習“如何處理肉毒桿菌污染的奶粉”并沒有多大意義。正確的做法是:對照自己的奶粉是否在召回名單中,如果在,就去退貨或者換貨;如果不在,可以等等看看是否會還會進一步擴大召回范圍。現代大規模食品生產流通里,對于“可追溯”有很高的要求,一旦開始召回,在很短時間內就可以確定哪些批次在召回范圍內——而不在召回范圍內的,就跟以前的合格產品無區別。
中國社會還不習慣食品召回,對食品召回的企業往往覺得應置之死地而后快。在這種社會心理下,主動報道主動召回是死,隱瞞欺騙被發現了也是死,企業自然傾向于選擇鋌而走險置之死地而后生——這樣的結果就是,要么“沒有出事”,一旦“出事”那就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