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召開《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調查報告》新聞發布會,發布2011年我國省市、城市群等地區的城市化率最新數據和主要特點。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城市化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李秉仁,中資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城市化委員會副主任劉儀舜,國務院資深參事、城市化委員會副主任王秉忱出席發布會,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干部學院副院長、城市化委員會副主任張慶風介紹了《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調查報告》主要內容,城市化委員會秘書長蔡義鴻主持會議。
張慶風介紹《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調查報告》主要內容
2011年全國總人口為13.56億,其中非農人口4.7億,城市化率為34.71%,比上一年增長0.54個百分點。在省級城市化率排行中,上海、北京、天津分別以89.32%、79.36%、61.5%排名前三;在省會城市城市化率排行中,廣州、上海、南京分別以89.90%、89.32%、85.94%排行前三;在城市群城市化率排行中,珠三角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山東半島城市群分別以75.59%、53.43%、51.70%排名前三;在行政區域城市化率排行中,華北、東北、華東分別以49.36%、49.1%、42.8%排行前三;在地級市城市化率排行中,深圳、珠海、佛山、嘉峪關以100%的城市化率并列第一;在縣級市城市化率排名中,阿爾山、根河、滿洲里分別以100%、99.96%、99.91%排行前三。
根據對全國所有省、地級市、縣級市的城市化率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我國城市化率主要體現以下特點:
(一)總體進展緩慢,部分地區出現倒退。2011年我國非農人口為47059萬人,比2010年增加1095萬人,全國城市化率為34.71%,比上一年增長0.54個百分點。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1年全國城鎮人口為69079萬人,比2010年增加2100萬人,城鎮人口比重達到51.27%,比2010年增長1.59個百分點。全國非農人口總數及增長速度均大大低于城鎮常住人口總數和增長速度。
此外,全國省會城市、地級市和縣級市共有656個,超過全國平均城市化率的城市有290個。城市化率保持不變的城市有16個,上升的有379個,下降的為202個,城市化率下降的城市比例為30.79%。與2010的城市化率排名進行對比,排名保持不變的城市有104個,上升的有356個,下降的有196個,排名下降的城市比例為29.88%。隨著改革開放深入和經濟社會發展,城市化率不升反降,說明戶籍制度固化嚴重制約了城市化發展。
(二)地區差異明顯,東部地區遙遙領先。在各省的城市化率排名中,排名前10的有7個屬于東部地區;在省會城市的城市化率排名中,排名前10的有6個屬于東部地區;在地級市的城市化率排名中,排名前10的有5個屬于東部地區。東部地區城市發展的數量和質量都遠較中西部城市高。
(三)城市化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根據統計相關分析,城市化率和各省國民生產總值關系不明顯,但是與各省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關系密切。主要因為各省國民生產總值與勞動力、礦產資源、地理位置、地域面積等密切相關,并不完全代表該省的綜合經濟效率,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較大程度地反映了該省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效率。
(四)戶籍壁壘導致“半城市化”現象日益嚴重。2000年以來,按城鎮人口計算的城市化率同比增速遠遠超過按非農業人口計算的城市化率,導致兩者差距不斷擴大,兩者之差從2000年的10.14個百分點增加到2011年的16.56個百分點,涉及人口達2.3億。隨著改革開放深入和經濟社會發展,農業人口轉移到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數量逐年增加,但戶籍制度限制了他們在城市安居樂業、平等享受各項公共服務,實際造成城鄉之間、流動人口與本地人口之間在教育、醫療、社保、衛生等諸多方面不平等的“半城市化”現象。
(《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調查報告》全面內容請登錄城市化網www.lunwentd.com)
答記者問
提問:戶籍制度固化是如何制約城鎮化發展的?城市化率和城鎮化率有何區別?
李秉仁:關于第一個問題,戶籍制度固化制約城鎮化發展,主要是講非農人口增長比例低于城鎮常住人口增長比例,所以我國的城鎮化發展受到制約。第二個問題,現在很多人講的城鎮化和城市化其實沒有區別。1982年我們就開會討論過這個問題。1989年頒布的《城市規劃法》里面有城市的定義,但是現在的城鄉規劃里面基本沒有這個提法,其實都是一個意思。過去民政部門發了一個文件,說鎮是包括在城市以內的。非農人口在3000人以上,就稱之為鎮,設了建制就是市,我國的城市就包含市和鎮兩級。事實上,這兩個概念區別的意義不大,也就是后來領導說中國的小城鎮多,就叫城鎮化。
蔡義鴻:城市化這個概念是從英文的urbanization翻譯過來的,還有幾個其他的叫法是城鎮化、都市化,翻譯學家也做過一些論證,這可能是中國特色的體現。在中歐城鎮化戰略合作框架英文翻譯中出現過一個問題,歐洲的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化,中國的urbanization要翻譯成新型的城鎮化,這種叫法的不同就像“先生”和“同志”一樣,不利于促進國際交流。像廣州、深圳、上海等城市的鎮,其城市化的程度已經很高了,有些鎮的規模與實力甚至超過了一些縣市,所以無所謂城鎮化,都說城市化。從現實角度講,對這兩個概念進行爭論也沒有太大的意義,但是我們鼓勵學術研究的百家爭鳴。
提問:城市化委員會每年發布報告的意義是什么?如何解決城市化過程中速度與質量的問題?
李秉仁:其實今年發布這個報告是更加有意義的,因為黨的十八大對促進城鎮化發展有了很明確的說法,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了城鎮化的重要性。目前戶籍制度改革已經開始啟動了,發改委主任也做報告說要放開中小城市落戶限制,對推動城鎮化具有重要作用。如果中國城鎮化要推進,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一定要改革。新型城鎮化要求解決農村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問題,根本是要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現在北京對在京居住半年以上、年齡65歲以上的外來人口提供免費地面公交等政策,上海市建立了居住積分制度,根據在上海居住時間長短和做出的貢獻,累計積分達到一定水平后,就可以享受和上海市民一樣的待遇,這是向均等公共服務邁進了一步。戶籍制度改革步伐和均等服務同步進行,是推進城市化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城市化速度和質量的關鍵所在,并且我相信今后在促進城鎮化的過程中,質量將更加重要。
提問:目前統計局和住建部都有關于城市化率的數據。那我們的統計依據是什么?是否權威?
李秉仁:按照統計法規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是最權威的,但各種數據不同,可能是統計口徑不一樣。統計局的數據包含了在城市居住的農業人口,他們享受的公共服務和城市戶籍居民是不一樣的。34.71%這部分人群享受了全部的城市服務,另外有十幾個百分點的人群只享受了部分的公共服務,我們發布這個數據的作用是給政府和研究部門提供參考,反映目前實現城市化的差距,要實現高質量的城市化,就要實現公共服務全覆蓋和均等化。我調查過兩次農民工問題,農民工被稱為“城里的鄉下人,鄉下的城里人”。最近有一個報告講我國的農民工有2.6億,并且清楚地列舉了他們享受了哪些服務。還有數據說明我國到沿海地區工作的非農人口有7300多萬人,他們在戶籍所在地能享受當地的公共服務,但是在沿海地區卻享受不了那里的各項保障。
劉儀舜: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是權威的,我們是民間的研究部門,說的是實話。沒有在城市真正享受公共服務的農民工,必須解決待遇問題,要融入到城市里面來,這是一個奮斗過程,可能需要20年。我們到2030年能不能實現小康社會,這段時間我們做什么,主要就是把農民逐步轉移到城市。那時候中國人口有15億,農村人口可能只有3億人。我記得1959年毛主席說要成立農業機械部,后來因為分田到戶,農業機械部撤消了。我看到目前小農經濟不行了,因此農業機械又面臨巨大的機遇,肯定有大發展。目前國家鼓勵私人辦農場,這個過程伴隨著城市化提高的過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資金投入。有人說農民工享受城市公共服務需要投入10萬元,也有說50萬元,因為要解決其住房、就業等問題。8億農民進城就需要投入400萬億,這個錢需要老百姓自己勤勞致富,不是只靠政府。土地財政是不可持續的,只有靠發展經濟和第二產業。第二產業發展了,第三產業也會跟上去。我們現在就要著眼于20、30年之后,將城市化發展到一個現代化的階段。
提問:城市化率一定要加“戶籍”嗎?如果不加戶籍能否成立?一些地方的農民已進城多年,也能享受一些公共服務,比如學習、工作,那他們不包含在城市化率里面嗎?
李秉仁:我們講的城市化率這個問題就是公共服務的問題。比如說從農村來的人,住了一二十年,但是沒有拿到北京市戶口,我們不能說他不是城市人口,但是他們沒有享受所有的公共服務。目前,農民的醫療保障和城市的醫療保障不是同一個水平,農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學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難,由于沒有城市戶籍,有時候需要花錢去購買公共服務。在城市有戶籍和沒戶籍這完全是兩回事。
提問:根據各級政府的財力,我們現在有沒有能力解決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各地土地出讓的總收入增長的背景下,出讓成本不斷提高,因此土地出讓利潤呈下降趨勢,那么未來城鎮化發展的方向和模式該如何調整?
李秉仁:之前有人研究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問題,說成本是10萬元。北京有700萬流動人口,1300萬戶籍人口,如果這700萬人也享受同樣的公共服務,總成本就是7000億,這沒有政府投資是不行的,并且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建設很多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土地財政涉及國家稅收制度的問題。我相信國家肯定會逐步研究解決這個問題,包括稅制、單一稅制、返還等,現狀就是中央財政的錢很多,地方的錢很少,這一狀況肯定是不可持續的。
提問:天津的藍印戶口政策對人口流入和城鎮化建設有什么意義?
李秉仁:我相信這只是一個過渡,就是設定一個戶口轉換的中間地帶,與上海的積分制度類似,累計到一定的分數就能享受城市的所有服務。這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