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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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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發布2016年中國城市化十大新聞。十大新聞基本涵蓋了2016年中國城市化中的重大政策或事件，由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組織專家學者、業內專業資深人士推薦評選。
1、國務院重磅推出《關于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干意見》
事件回放：2016年2月2日，國務院以國發〔2016〕8號印發《關于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干意見》。該《意見》分總體要求、積極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鎮、輻射帶動新農村建設、完善土地利用機制、創新投融資機制、完善城鎮住房制度、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健全新型城鎮化工作推進機制10部分36條。
點評：在2016年——“十三五”開局之年，國務院即推出《關于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要站在新起點，取得新突破。《意見》強調了新型城鎮化對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性——城鎮化建設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最大的內需潛力所在，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也是一項重要的民生工程，10個部分闡釋了如何充分釋放新型城鎮化蘊藏的巨大內需潛力。對于《意見》指出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全面的現代化，并從9個方面36條具體措施確保進入城市的農民能得到相應的社會服務，得到了各界的普遍認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認為“此次政策的發布為2016年和‘十三五’期間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工作做了全面的安排和部署，也表明了新型城鎮化建設亟待加強”。
2、我國首次建立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制度
事件回放：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16年12月22日發布《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明確將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多個部門出臺的《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和《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目標體系》分別作為對各省區市實行年度評價、五年考核依據，以考核結果作為黨政領導綜合考核評價、干部獎懲任免的重要依據。并提出考核要突出公眾的獲得感。
點評：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上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均對完善發展成果考評體系提出了明確要求，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張勇認為，以此為標志，我國將構建起更全面衡量發展質量效益的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這是引導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形成正確的政績觀的關鍵之策。生態文明建設成效如何，需要一把尺子來衡量檢驗。
北京大學城市環境學院教授王學軍表示，希望借辦法實施的東風，改變過去單一依靠經濟增長來評判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負責人政績的做法，讓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真正發揮作用。他提醒，開展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項長期而重要的工作，貴在堅持。切忌一陣風、搞運動的做法。
3、我國首次出臺產權保護頂層設計
事件回放： 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正式對外公布。這是我國首次以中央名義出臺的產權保護頂層設計。《意見》明確了進一步完善現代產權制度、推進產權保護法治化的五個原則：堅持平等保護。堅持全面保護。堅持依法保護。堅持共同參與。堅持標本兼治。并提出了產權保護的十大任務，逐條明確了各個任務的具體負責部門。
點評：從國家經濟運行看，產權制度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石，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文明之所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換擋、結構調整陣痛、新舊動能轉換相互交織，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有效應對各種挑戰、保持經濟長期持續健康發展，必須穩定社會預期、增強社會信心。做到這一點，保護好產權尤為關鍵。另外，隨著社會財富不斷積累和壯大，中等收入群體日漸擴大，人們對產權安全性的要求越來越迫切。《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在進一步回應民間關切問題的同時，切中時弊，很多政策措施在中央文件中都是首次出現。文件的發布對于矯正并穩定社會預期，給整個社會提供“定心丸”具有重要作用。對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完善市場經濟體系，增強各類經濟主體創業創新動力，實現可持續發展，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和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4、中共中央 國務院發布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
事件回放：2016年12月29日，新華社受權播發《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意見確定改革目標：逐步構建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保護和發展農民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合法權益。
點評：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解讀這份文件時表示，文件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作了總體部署，是繼農村土地“三權分置”重大制度創新后中央部署的又一項管長遠、管全局的重大改革。他表示，農民作為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最重要的權利有兩個方面：財產權利，包括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民主權利，包括對集體經濟活動的民主管理權利，比如知情權、參與權、表決權、監督權等。“這一次改革要使廣大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兩個方面都擁有獲得感。”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鄉村建設專委會副主任、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法學博士張英洪表示，這份文件對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提出了明確要求，是一個制定得很好的政策文件，對農村集體產權改革的思路已相當清晰，關鍵在于各地結合實際加以推進，并逐步將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實踐成果上升轉化為制度成果。
5、全國土地整治規劃（2016—2020年） 的批復強調土地整治與生態環境并重
事件回放：《國務院關于全國土地整治規劃（2016—2020年）的批復》2016年12月23日下發并實施。通過《規劃》實施，“十三五”期間，確保建成4億畝、力爭建成6億畝高標準農田，使經整治的基本農田質量平均提高1個等級；通過土地整治補充耕地2000萬畝，通過農用地整理改造中低等耕地2億畝左右，耕地數量質量保護水平全面提升；整理農村建設用地600萬畝，改造開發城鎮低效用地600萬畝，促進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建設用地使用面積降低20%，節約集約用地水平進一步提高；全面推進土地復墾，復墾率達到45%以上，開展土地生態整治，使土地資源得到合理利用，生態環境明顯改善。
點評：土地整治規劃是規范有序推進土地整治活動的現實需要。當前，我國土地整治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由過去單純的農地整理走向農地整理和村莊土地整治相結合的重要發展階段。土地整治也成為促進土地節約集約利用的重要手段，推進新農村建設與城鄉統籌發展的重要平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途徑，構建國土生態安全的重要措施。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鄉村建設專委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評價說，通過全國土地整治規劃（2016—2020年），土地整治目標向著增加耕地數量、提高耕地質量、改善生態環境并重轉變，這對于我國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以及優化城鄉用地結構、統籌推進農民居住條件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產業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6、新建住宅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
事件回放：201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出臺。在這篇近萬字的長文中，最受輿情關注的是對新建住宅推廣街區制的描述：“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解決交通路網布局問題，促進土地節約利用。樹立‘窄馬路、密路網’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設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級配合理的道路網系統。”
點評：街區制之所以備受關注，究其原因，無外乎是因為這一推廣，關系更為復雜的利益協調與公共生活規則的重構。街區制，相對于當前我國城市中普遍封閉的小區形態而言，這類住宅區沒有圍墻，不同等級的路網直接連通城市街道。街區制在歐美城市是較為普遍的建設形式。而在亞洲，東京和臺灣也普遍采用了典型的街區制。其優勢，諸如增強城市生活氣息，緩解交通壓力，提高城市用地效率等。與我國而言,這是一項需要從“零”起步的城市住宅規劃理念與制度，推廣必然需要過程，其具體實施，更要循序推進、平衡好各方利益。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秘書長石楠認為，開放小區既涉及小區業主權益的維護、物業管理的升級、治安與配套設施的跟進等問題，仍需在制度上與法律上出臺配套政策，也需要根據小區所在地段特征妥善處理開放方式。
7、住建部發布首批127個中國特色小鎮
事件回放：2016年10月14日，住建部在其官方網站發布消息，認定北京市房山區長溝鎮等127個鎮為第一批中國特色小鎮。
點評：2016年，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政策上齊發力，助推特色小鎮快速發展。特色小鎮在全國開始發酵。應該說，特色小城鎮建設是加快新型城鎮化的有效路徑，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抓手，也是適應當前我國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相互交融、提升效益的必然產物。在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現狀下，一方面特大城市“城市病”問題突出，宜居宜業程度嚴重下降，城市非核心功能面臨疏解，城市人才、資本、技術等要素必然向外轉移，距離中心城區一定范圍的區域，特色小鎮可以作為載體承接城市功能轉移。另一方面，我國鄉村發展落后，基礎設施薄弱，公共服務不足，傳統農家樂等消費方式已經不能滿足城鎮中高收入居民的需求，急需依托鄉村文化和環境本底，加強城鄉要素互動，形成設施互通、產業互融、功能互補，滿足城鎮居民中高端消費需求的特色小鎮。
從各方面特征來看，首次入選的127個小鎮各具特色，差異性明顯，展現了我國各種類型的小城鎮特征，同時也反映了我國當下小城鎮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所在。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2016年7月發布的《關于開展特色小鎮培育工作的通知》，我國計劃到2020年，將培育1000個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鎮。首份公布的特色小鎮名單雖然只占計劃數量的十分之一多一點，但對未來特色小鎮的創建無疑起到標桿作用，同時也表明，特色小鎮的發展只有因地制宜，才能在錯位發展中形成大格局。
8、中國流動人口規模超2.4億 每6個人中有1個在“流動”
事件回放：2016年10月19日，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流動人口規模達2.47億，占總人數18%，相當于每6個人中有1個是流動人口。未來一二十年，中國仍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2020年中國仍有2億以上的流動人口。
點評：《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發布的數據，反映了中國城鎮化快速發展給普通人生活帶來的巨大改變，同時，流動人口的城市化也對國家戰略規劃、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提出嚴峻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正在經歷一場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城鎮化率由18%提高到56.1%，與此同時，流動人口規模持續加大。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胡祖才認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展比較緩慢，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還比較低，要達到城鎮化規劃提出的2020年45%的目標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流動人口城市化已成為關系城市化健康發展的重大問題。2016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對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作出重要指示時強調指出，要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更加注重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李克強總理做出批示指出，全面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要著力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著力增加適應居民需求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等等這些都劍指當前流動人口在城市融入、市民化待遇、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遲遲得不到解決的問題，因此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突破口，加強流動人口管理、引導人口合理有序流動，讓流動人口享受到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的紅利，是中國城市化健康發展的關鍵。
9、最強霧霾致北京等23個城市啟動紅警
事件回放：環境保護部2016年12月15日發布，從12月16日起至21日，受不利氣象條件影響，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將發生入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重污染天氣過程。根據預測信息，北京、天津、石家莊等23個城市啟動紅色預警，9個城市啟動橙色預警。
點評：“紅警”之下，北京城依然繁忙地運轉著。人們互相調侃：“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天涯海角，而是近在咫尺，我卻看不見你。”這是2016年北京第一次啟動“紅警”，也是在北京生活的人們首次面對單雙號限行、中小學停課的嚴格舉措。海淀區翠微小學五年級一位孩子的媽媽對記者說，今天停課不上學，她問孩子高興么？孩子說：“霧霾嚴重成這樣，連小學生都停課了，有什么好高興的？！我寧愿在藍天白云下上學，也不愿在霧霾天放假。”面對大范圍、濃度高、危害大的霧霾天氣，很多人選擇了“少開窗、戴口罩、喝綠茶”等預防措施，甚至出現了“請假回家”“申請去外地出差”“躲在家中不出門”等被動式的逃避現象，正所謂“真心難以抵抗會呼吸的痛”。
人們對清新干凈的空氣無限向往,是一種基本的民生需求和渴望。治理霧霾，“人的努力”始終是第一位的。只有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和優化不合理的產業和能源結構，不斷降低地區污染物的排放總量，只有政府、企業、公民全方位參與，聯防聯控，多為減少霧霾天氣做出應有努力,才是治本之策。愿這場罕見的霧霾帶給我們血色的警示，逼迫我們尋找對策、務求實效，以壯士斷腕之勇投入治霾戰斗。
10、“上海垃圾偷倒太湖”折射特大城市治理難題
事件回放：2016年7月1日，約4000噸來自上海的生活及建筑垃圾欲在蘇州太湖西山違規傾倒時被當場抓獲，測算顯示，事發區域相關垃圾總重量超過2萬噸。
點評：此次上海垃圾外倒事件一經曝光，引起輿論嘩然。業內人士指出，該事件一方面曝光了一個灰色產業鏈；同時也將中國最發達城市，面對垃圾圍城的治理窘境，置于公眾眼前。
評論認為，本質上，上海垃圾偷倒太湖事件，是城市公共服務外包跑偏的一個樣本。公共服務外包本是政府與民間資本良好互動的社會治理范式，但在上海垃圾偷倒太湖事件中，卻因為具體程序的跑冒滴漏：上海環衛機構既沒有與蘇州方面簽訂垃圾交易協議，將垃圾外包給中介機構后也沒有后續的跟蹤監督，任由其層層轉包，終致以鄰為壑的惡果，淪為不法分子違法犯罪的溫床。
另外，上海垃圾偷倒江蘇事件，從公開報道看，不是第一次發生。放眼全國，“偷倒垃圾”事件也不獨是上海所有，如深圳生活垃圾偷倒清遠、甚至跨省運到江西贛州于都縣。專家指出，這一方面反映了目前我國城市垃圾處理大部分仍以填埋為主，少量垃圾通過焚燒等方式處理，填埋法固然方便、經濟，但需要大量的空閑的土地，這對寸土寸金的北、上、廣、深而言，自然是捉襟見肘，因而矛盾越發突出。另一方面，城市垃圾由相對發達地區流向不發達地區，源于經濟發展水平、環境保護要求的差異造成不同地區垃圾處理成本的差異，這樣的垃圾轉移如同走私。要通過反思垃圾管理的制度設計，革除垃圾非法轉移的動力，正確認識垃圾減量的目標要求，從根本上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