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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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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在北京經營著一家律師事務所，為了擴展業務，他來到西安籌備西安分所。為此，他上個月在各大招聘網站上發布招聘信息，計劃招聘十幾名律師助理，可是時間過了兩個多月，他只招到了兩名大學生。陳先生很是納悶——“不是說今年是‘最難就業季’么，為啥我卻招不到人呢？”（6月28日《西安晚報》）
底薪3000元起，加上業務提成，平均工資可以拿到5000元左右。按理這在西安，待遇說來也還可以，可就是少有問津。通知了一百多位有求職意向的應聘者前來面試，前來面試的只有20多人。通過面試，陳先生和同事對其中的十幾個應聘者比較滿意；通知他們可以報到，但最終，只有兩名政法大學的畢業生前來報到并和事務所簽了合同。
這種窘況，別說陳先生感到不解，想必讀者同樣茫然。是應聘門檻設得太高？但陳先生明確表示他們打算招聘的十幾名律師助理，學歷和工作經歷要求不高，只要是法律相關專業畢業也就可以，而且并不一定是“985”或“211”重點大學的學生。而且，你也能從面試20多個就確定錄用十幾個的高比例中，看到條件確實不高。
那么，是不是應聘者已經有了更好地工作，經過比較，放棄了事務所的機會了呢？實際情形也非如此。反而應聘者中，大都是往屆畢業的學生，有的至今沒有工作。經過了解，才知道這個專業的大多數學生，都在備考各種公務員考試和事業單位的考試，有些甚至屢考屢敗屢敗屢考，至今不肯“屈就”。這個情況，也能從記者的采訪中得到佐證——幾位至今沒有就業的2012屆法學專業的畢業生，雖也認為今年就業形勢確實不好，“但是總感覺那些律師事務所都是私企，沒有什么保證，爸媽又說要找就找個好工作，家里還能供我一段時間，讓我一心準備公務員考試呢，只要能坐辦公室，輕松點就可以了，工資多少無所謂。”——這種心態，才是招聘困難的主因。
透過這一現象，我們不難發現——其一，所謂“最難就業季”，只是一個宏觀的估量。這個估量，主要建立在供需關系上。也就是說，今年高校畢業生達到了最高峰值（699萬），但因為經濟發展步伐放緩，又使就業崗位難以增加，這就加劇了就業的壓力。但是在微觀層面上，仍存在著用人單位招聘困難的現實。其二，應聘者近乎“理性經濟人”的理性選擇，隱喻了行業的不公。畢業幾年寧肯不找工作，也要堅持參加“國考”，更說明了體制內崗位的魅力。當然，它也反映了應聘者內心深處的焦慮，這就是對“臨時”的擔心。
“臨時”真不是個好東西。不要說許多令人不齒的行為，都出在“臨時工”的身上，就臨時帶來的不穩定不安全的憂慮，帶來的老無所依的驚悸，就讓人異常焦躁。所以，我們在解決就業難這個有關社會穩定大局問題的同時，也要同步解決行業的不公，縮小它們之間的差距。換句話說，不管你干什么工作，都能有公務員那樣可靠的收入和可靠的社保，不用擔心年輕是拿命換錢，年老時無錢保命。如果抹平了行業之間的巨大反差，對律師助理不待見的現象會少多了吧？“萬人爭考一職位”的國考熱局面想必難得一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