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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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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注定會成為回不去故鄉的一代人嗎？在已經經歷并將繼續經歷的這一輪從鄉村到城市快速人口遷徙的城鎮化過程中，注定要失去基于鄉村和鄉土的故鄉嗎？且伴隨這種失去的還包括群體性的精神失落和無根感。
梁鴻說，自己每年還是都會回到故鄉，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那個自己出生、生長的村莊，有母親的墳冢，有自己居住過的老屋，還有散落于鄉村小學、故鄉小河邊的安靜、純粹、甚至有點孤獨的青春。
每當自己和兄弟姐妹們一起坐在母親的墳冢前，與母親“對話”，她都能感覺到作為一個女兒所渴望的來自母親的安慰。
那個老屋雖然慢慢的開始成為危房，自己童年時代的遺存，開始沾滿灰塵，但每次站在那里，記憶就會很自然地浮現，甜蜜或美好，痛苦或憂傷。
尤其是那3年小學老師的經歷，更是成為了自己今天進行創作的取之不竭的源流。使得自己面對每天快速變化的世界和生活的時候，依然具有“哀痛”的能力，能夠通過自己的文字和作品，用“憂傷對抗遺忘”。
就在我們對話的那個上午，她用家鄉話接了一個又一個電話，很顯然，那是在和家鄉人通話，她也依然和家鄉的人保持有密切的聯系。在某種意義上說，梁鴻依然屬于那個她出生和生長的梁莊。
但是，就像她自己也承認，自己回到故鄉和那個村莊的次數或許會越來越少。而在自己的《出梁莊記》一書的結尾處，一句“我終將離梁莊而去”，雖讓人心緒復雜，但也確實是其有感而發。
梁鴻對那個童年故鄉的離開已經成為事實，雖然也會回到那里，但這種回到已經無法避免那個地方的失落甚至是消失。
而在此之前幾乎所有的歲月中，她生活的全部目標，幾乎都與離開這村莊有關。就和她后來在《出梁莊記》中所走訪的散落于很多城市的梁莊人一樣，隨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幾乎所有生長于村莊的人，都開始向往外面的世界，到遠方去，到城市里去，那里才有未來，才有人生。
只是，有的人選擇了打工，有的人選擇了讀書，有的人選擇了經商。途徑和努力的方式和梁鴻不同，但目標一致。而且，這里的人的出走和逃離，都加速了這個村莊的失落，甚至消失。
從自己的村莊出走，到遠方去，一度成為包括梁莊在內的很多村莊最具正確性和誘惑力的價值觀。多年以后，在這種價值觀的影響下，這些村莊越來越成為一個空空的存在：老屋面臨倒塌，道路被泥濘所阻斷，池塘被淤積，倫理關系被遺忘。以至于，在城市的報紙、雜志、電視等媒體版面上看到這一幕的時候，每個人都開始為自己故鄉的淪陷而感嘆。
回到故鄉。有的人為了追尋自己童年的記憶，有的人為了自己文學創作的源流，有的人因為在城市受到的傷害和歧視。但不管怎樣，中國似乎正在迎來一個“回到故鄉”的時代，盡管無數的人突然發現，那個出生和成長的村莊和故鄉已經回不去了。
我們注定會成為回不去故鄉的一代人嗎？在已經經歷并將繼續經歷的這一輪從鄉村到城市快速人口遷徙的城鎮化過程中，注定要失去基于鄉村和鄉土的故鄉嗎？且伴隨這種失去的還包括群體性的精神失落和無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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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決定回到自己的梁莊，回到鄉鄰中間，去記錄自己的村莊和村莊里的人的故事時，梁鴻已經博士畢業，并成為了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一名老師。在家鄉很多人看來，在梁莊的生活已經成為這個丫頭的過去，包括在梁鴻的內心中占據重要位置的在老家小學3年的教師經歷，也被更多人認為那是梁鴻終于擺脫了的困境，她已經不屬于那個梁莊了。
但是，當時的梁鴻的寫作卻陷入了一種自我懷疑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自己的工作充滿了懷疑，我懷疑這種虛構的生活，與現實、與大地、與心靈沒有任何關系?！彼踔脸錆M了羞恥之心，每天在講臺上高談闊論，夜以繼日地寫著言不及義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沒有意義。
于是，她想到了自己生活了二十年的故鄉，欀縣梁莊。
那同樣是屬于自己心靈的故鄉。在梁鴻師范畢業后，曾經在那里的鄉村小學教過三年的書。在那三年中，她每天就是讀書、上課，然后在河邊和田地里散步，與自然對話，將自己所有的情感、孤獨、夢想講給自然聽。在這里，她跟大自然建立了一種非常安靜、內向與親密的關系，這對于她后來的創作是特別重要的，給予她一片取之不盡的空間。
她在《中國在梁莊》一書中說，“即使在我離開故鄉的這十幾年中，我也無時無刻不在牽掛著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無法不注視它，無法不關心它”。
梁鴻說，“當一個人成熟時，就會去尋找自己”。
當自己面臨創作上的困惑的時候，回到故鄉就成為其尋求創作突破的一個首先想到的路徑。于是，在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她回到相對于自己生活的北京顯得尤其偏遠、貧窮的梁莊，踏踏實實地住了將近5個月。
每天，她和村莊里的人一起吃飯聊天，對村里的姓氏、宗族關系、家族成員、房屋狀態、個人去向、婚姻生育做類似于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調查，用腳步和目光丈量村莊的土地、樹木、水塘與河流，尋找往日的伙伴，長輩，以及那些已經逝去的親人。
最終梁鴻出版了《中國在梁莊》，獲得了很大的關注度，并為其帶來了很大的個人聲譽。也正是在這本書完成出版后，她開始意識到，她去書寫梁莊可能更大程度上是對自己的一個交代，是在尋找自己到底是誰。并且，在其看來，她的這兩本書之所以得到不少的共鳴和關注，因為，對很多人來說，都開始思考自己是誰的問題了。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回到故鄉開始成為更多人的內心情緒。
但這正是在這個時候，和梁鴻一樣，很多人突然發現，那個存在于鄉土和鄉村的故鄉，卻回不去了。
于是，另一個命題出現了，如果已經告別鄉土走向城市的人，面對的是自己出生和成長的鄉土無法回歸的失去和失落，且這種失去和失落在人類城鎮化的過程中，很大程度上是無法避免的，那么，這種隨著鄉土和鄉村的消失，我們的故鄉感又將如何在我們的城市里得以重建和回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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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的城鎮化過程中，如何構探索在城市空間構建出基于中國自己文明歷史的故鄉感，則成為需要嚴肅思考的問題。而這也意味著，在既有的城鎮化過程中發生的精神失落，將如何在城市中得以回歸。
從臺灣出差回來的梁鴻，至少有兩個經歷印象是深刻的：一個是在一家祭拜大道公的廟里，她和當地人輕松地討論大道公，談話者很自然地請求大道公保佑這位來自大陸的游客健康美滿；另一個經歷是，她發現，在臺灣的城市構成中，高樓和低矮的民房是可以共融的，而且，并沒有讓人感覺到多么的難以接受，倒是很舒心。
對于前者，讓梁鴻開始思考，我們現在的民間小信仰卻總是委屈的存在，甚至偷偷摸摸的信奉。
很多之前存在于鄉土社會中的敬畏和信奉，不知道什么時候開始被當作迷信批判。直到有一天，突然以“大背頭佛”的形式進入公眾視野，于是，傳統進一步被污名化，鄉土社會和鄉土文明進一步被污名化。
而對于后者，在我們更多的城市建設和規劃中，總是對代表了一種權威的“東方大道”心存迷戀，它忽略了活生生的社會現狀，忽略了那些隨機的、還沒有達到所謂“現代”和“文明”的存在和生活。現代城市每推進一步，那些混沌、卑微而又充滿溫度的生命和生活就不得不退后一步，甚至無數步。
所以，在與記者的談話中，她開始嘗試系統梳理，在努力摒棄對鄉土社會一元化、單一的否定思維的同時，我們是否可以將生長于、綿延于傳統鄉土文明中的情感、敬畏、社會關系、家族感等，在城市空間進行新的建構。而不是說，就像自己的走訪中看到的那樣，盡管很多梁莊人已經在一個城市生活了很多年，但他們還是以一個個“小梁莊”存在著，從來沒有進入這個城市，這個城市也從來不屬于他們。那顯然不是一種理想的城鎮化道路。
在未來的城鎮化過程中，如何在城市空間構建出基于中國自己文明歷史的故鄉感，則成為需要嚴肅思考的問題。而這也意味著，在既有的城鎮化過程中發生的精神失落，將如何在城市中得以回歸。
梁鴻告訴記者，這么多年來，自己不斷求學，不斷發展，但骨子里覺得自己仍是個很孤僻的人，“我的精神一直在觀察和徘徊中，其實沒有融入城市，即使從社會結構上融合了”。
在其看來，很多人的自我已經淹沒在歷史與現實的急流里了。但最關鍵的是，這些都是非正常狀態的消失，是由于快速、不合理的發展所致。
因此每個人都有了危機感。那種茫茫的危機感、失落感、惆悵的感覺，讓很多人不僅有一種對一個村莊的危機感，也是一種對社會的危機感?！坝谑?，很多人開始想找到自己，回到故鄉”。
當然，這每個人都想要回到的故鄉，可能在鄉村，也可能在城市。而且，不管是鄉村還是城市，讓每個人都能回到屬于自己的故鄉，才是我們追逐的未來，也是一個社會和一個國家的未來。
在城市建構每個人的故鄉感
《21世紀》：在您的《出梁莊記》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結論是，雖然很多從梁莊走出來的人在某個城市生活多年，但他們僅僅是將梁莊搬到了這個城市，從來沒有真的融入到自己生活多年的這個城市。如果從城市化的角度來看，這顯然是失敗的城市化，甚至連目前媒體上形容的“半城市化”都不算。
梁鴻：是的。你會發現，在這些離開梁莊來到城市的梁莊人的生活中，舊有的熟人社會仍然是有效的，不分好壞，有實際作用，比如，遇到困難和危機能夠一起面對，被人欺負的時候，一起打架，遇到經濟困難，也可以互相幫助。而且，更重要是，在自己的熟人社會中，農民有來自周圍的精神支持與安慰，有實際生存的感覺，能夠找到自己的身份感，離開這個熟人社會，在這個城市就找不到自己的身份感，不知道自己是誰。
所以，在走訪的很多分布于不同城市的梁莊人生活的地方，就像小梁莊，只是原來梁莊的在空間上的挪移，原有的生活方式，原有的親情結構、親密關系，一并搬到了這里。舉一個例子，一個懶惰的人，在他家鄉河南的那個梁莊被看不起，而到了北京的河南村依然被看不起。不管在哪里，他仍然都沒有逃脫熟人社會對他的評價，因為，看似已經來到了城市，實際上只是在城市的邊緣復制了那個原來的梁莊。這樣的人仍然沒有進到城里，與北京城沒有任何關系，只是在這里工作，拿點工錢，并沒有建構起自己新的社會結構、新的生活方式，僅僅是用一種不同于農業耕作的方式獲得金錢的回報。
《21世紀》： 所以，您的這本書無疑通過一個一個實際的案例告訴我們，之前統計出來的城市化率從社會學意義上來說是很不真實的。
梁鴻：而且，在統計中我們看不到這些已經被統計到城市化率中的人的性格，更看不到他們真實的人生。比如，在鄉村中一位50歲的老人，進入城市后做了保安，面對城市的時候，他就會感到壓抑，他的所有品格、情感、溫柔、智慧，都只會成為城市里一道模糊的背景。這樣的形象太多被模糊化、群體化、符號化了。
《21世紀》：就像您剛才講的，這些從梁莊走出來的人，在城市里繼續以梁莊的形式存在著，無論是從物質上還是從精神上，都具有現實意義，甚至可以說必須選擇這樣的形式。但問題是，城市和鄉村畢竟是兩種不同的聚居方式，是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美好的城市化不應該是這樣的。那么，需要思考的是，我們在傳統鄉村社會或者鄉村空間中所看到的歸屬感、身份感和溫情等，是不是可以在城市空間中重新建構。我們能不能在城市建構起屬于每個人的故鄉感，通過什么去建構？
梁鴻：故鄉感，什么是故鄉感呢？其實，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找到自己是誰，這可能和你說的故鄉感是密切相關的。那么，我們要到哪里去找到自己？首先就是要想到父母，在血緣關系中尋找，也就是家族。
我們的家族感，也同樣是一種綿延感，可以延續到上幾代人，很多代人。比如說，我的孩子的孩子，有一天會來到我現在所居的城市里的老屋，他們也會感受到自己這個城市里存在的一種綿延感和家族感。這種家族感與鄉土社會中的家族感，是否有大的區別？也不見得。在南方很多地方，祖上留下祖產，好幾代之后的后人還會祭拜他們。
所以說，鄉土社會中的結構的確會綿延到城市里去，鄉土中國不應該被認為是進入現代社會的阻礙，被人詬病為愚昧的存在，它與城市中國可以融合，非但不會阻礙人的生存生長，反倒可以給人以更好的穩定感，對城市社會的建構是有利的。每個人都需要去尋找根源感與存在的依附感，而這，哪怕是離開了鄉土，也是可以重新在城市里被建構的。
今天有一個很大的誤區，即一直在用一種一元化的思維、單線的思維去思考，好像要構建現代化、現代中國、實現現代性，就一定要將過去的鄉土文明全部扔掉，把那種非常悠遠的、非常具有人的基本屬性的東西拋擲掉。
在《出梁莊記》中，曾寫梁莊一個99歲的老奶奶的去世。這位世紀老人，她活著，是一種象征、一種注視，村莊每個人都能感受到她嚴厲的目光。她死了，一個時代的象征系統結束了。傳統農耕文明、家族模式和倫理關系在梁莊正式宣告結束。
我們需要一種神性的歸屬
《21世紀》：這種消失是必然的嗎？真的無法重建了嗎？最近我在思考的是，是不是可以嘗試提煉出鄉土社會的“魂”，然后在城市社會中通過一些載體將“魂”呈現出來，也就是在城市里重新建構起我們的故鄉感。
梁鴻：其實你說的“魂”，在很大程度上也還是一個尋找自我的問題。現在很多人連自己爺爺奶奶的名字、生日都不知道。我們對我們自己的過去、自我的內在都不感興趣，不會去對自己的歷史性進行了解，浮躁的、飄的氛圍彌漫在這個社會中。在這個背景下，要呼喚這個“魂”，要從基本的常識來找，用最根本的方式找到自己。不僅要從家族來找，從血緣來找，還要從社會關系來找，后者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熟人社會。
一個人從鄉村來到城市，其職業發生了改變，其社會關系也理應發生改變，在這個社會關系體系中，基于自己的職業，應該獲得一個屬于自己的身份，和新的評價，并通過這種身份感在周圍的世界中找到自己，這樣才有存在感，才能意識到自己是屬于自己所生活的這個地方的。但是，我的走訪發現，這些從梁莊走出去的人，盡管在自己落腳的城市生活了很多年，卻并沒有找到自己的身份感，也就是說并沒有建構起在新的城市空間的社會關系體系，也就沒有身份感，最終只能在原來梁莊的社會關系中才能找到自己的身份感，自己的尊嚴和精神安慰。
而事實上，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應該能夠通過提供就業，從而為就業的人提供職業身份，并由這種職業身份建構起一個人的社會關系。比如，我在大學教書，周圍的人對我就有一種評價，讓我能夠感受到與在家鄉不一樣的身份感，這種評價對我在城市的新的社會關系的形成是有效的，我是能夠通過這種評價找到我自己是誰。但對很多農民工來講，周圍的評價對其在城市建構新的社會關系是無效的，所以，他們在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找不到自己是誰。
還有就是，到我們的小信仰中尋找自己。我去臺灣的時候，發現那里有許多廟，很多人信佛、信媽祖、拜大道公。但為什么我們都將這定義為封建迷信，認定這是妨害現代性轉化的呢？現在我們的民間，用一種委委屈屈的方式去追尋自己的小信仰，這種委屈的小信仰因此也被扭曲了。
我們需要一種精神的歸屬、一種神性的歸屬。不僅僅在歷史性中，通過家族感和血緣來給自己定位，從社會關系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要從精神歸屬和神性去尋找自己。不論東方與西方，這都是對歸屬感的一種尋溯，尋找一個人與大地和自然的關系。如果不能健康、正常地對待這種神性，它就會以一種更大更扭曲的方式呈現在公眾眼前，比如最近出現的那個大背頭的大佛，讓人覺得啼笑皆非。與此同時，這就是夸大了傳統中負面的東西，傳統被污名化了，當以這樣的面貌重新出現在人們面前時，就會那樣地讓人絕望。
對于中國當代生活而言，不管哪一個意義的“傳統”，它們早已成為一個巨大的悲傷之地，充滿著被遺忘的歷史、記憶、知識和過去的神靈。我們缺乏真正的傳承和真正的理解，他們也就失去了在現代社會被重新打開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當傳統話語重新閃現在現代話語中，成為現代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守護神時，它與體制和普遍社會觀念所產生的復雜化合作用，有可能成為傳統自我嬗變的阻礙。這不只是“傳統”本身的問題，而是被它以什么樣的方式、什么樣的形態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和心靈之中的問題。
這么多年來，信仰的扭曲導致了更大的社會扭曲。而在這個過程中，鄉土中國被誤解了，被與城市中國二元對立起來了，被人們詬病為與社會發展進步不相符了。
需要尋找約束權威的敬畏感
《21世紀》：提到信仰，其中也包含了敬畏在里面，對神性、對未知、對大地的敬畏。很多人問我，我不斷表述的鄉愁到底是什么？其實，我更愿意將其詮釋為一種敬畏。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對自然的敬畏。但很遺憾，現在對自然的不敬畏卻成為了主流的發展邏輯。
梁鴻：在鄉土社會中，對自然的敬畏是重要的法則之一，面對自然和大地，冬去春來，日出日落，要有一份敬畏之心，不能觸犯老天爺，不能觸犯自然，不然會有報應。以此，鄉土社會才有一種相互平衡的和諧。而今天卻離自然越來越遠。怎樣把這種對自然和大地的敬畏重置到城市里去？這點是特別值得探究的。當然，除此之外，還有對周圍社會的敬畏，對父母、自然、周邊社會關系以及通過自然法則文本化呈現出來的法律規則的敬畏。
《21世紀》：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在很多城市的發展和規劃中，從綠化到建筑，完全被一種權力美學所主導，最終使得城市離人、自然、大地越來越遠。在西部的一個城市，周邊被沙漠包圍，本來城市周邊生長有自然選擇下的沙棗樹，但因為政府覺得沙棗樹太難看，太影響城市景觀，于是全都砍掉，重新綠化。結果，花了很大成本和精力，也沒有能夠恢復綠化，對生態影響很大。
梁鴻：現在城市的建構給人以一種幻象，就是以為自己是主人，是自然界最高的領導。那么，這種唯我獨大的幻象怎么打破？如果我們無限制地推進城市的空間，侵蝕其它的領域，當我們在享受現代都市的成果時，我們也會失去什么？有一天我經過玉淵潭公園那里的街道時，看到那里有一片銀杏樹，特別好看。突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們只剩下一種樹了，甚至地球上只剩下人的時候，那會怎么樣？沒有多樣性、沒有豐富性、沒有參差感了，這多么可怕。
我們以景觀的方式建構城市，找一種樹當做景觀樹種在人行道兩側，我們將其變得整潔、時尚與單一，卻失去了自然的感覺。單一的視野來自于人性中，單一式的建構背后包含著權威，這是凌駕于某種生活之上、某種自然性之上的。而這些自然的、多元的，恰恰是普通民眾的生活，這種生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參差不齊的。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把自然去除掉了，就是在把生活也去掉了。像在臺灣，大高樓和小屋并存，這樣就很好，你尊重別人的生活，尊重他們的小傳統、小信仰，也尊重了多元。
現在很多城市都在試圖建構多元文化元素的城市，但骨子里還是有對“東方大道”式的迷戀。
它忽略了活生生的社會現狀，忽略了那些隨機的、還沒有達到所謂“現代”和“文明”的存在和生活?，F代城市每推進一步，那些混沌、卑微而又充滿溫度的生命和生活就不得不退后一步，甚至無數步。
我們需要去尋找約束權威的敬畏感，主動去尋找不可突破的東西，尋找到我們行為的邊界，尋找平衡點，兩者結合才可能有真正的盛世的到來。
以社會建設的角度建設城市
《21世紀》：但我們面臨的現實是，斷裂已經發生，我們對鄉土文明的否定和破壞，以及對城市社會的非敬畏化的建構，不是將要發生，而是已經發生。
梁鴻：所以我們急切需要在社會結構的斷裂帶上尋找到一種彌合的東西，這種東西是存在于我們自己文化傳統中的價值，鄉土的也罷，城市的也罷，去重新發現和詮釋它。血緣上不用擔心，家族關系復制到城市里去，完全可以適應，但問題的關鍵在于社會關系。比如農民工，他們作為個體，沒有能力去一點一點地建構城市中的家族關系，無法通過社會的方式使他們找到身份的歸屬感、家族的歸屬感。城市的規劃者們怎樣才可以從社會的角度進行城市的建設？
一個人在北京的河南村住了20年，他仍然不是居民，還是一個租戶，城市發展紅利、拆遷補償款、福利一點都沒有，他對河南村的人情世故也一點都不知道，那他到哪里去建構相對穩定的社會關系？其次，職業的身份感去哪里找尋，我指的是受尊重感。但這里面不僅包括了社會的具體組織建構，也包含了一個社會意識的問題，這是需要大家共同來完成，需要整個社會的精神結構是容納式的。
如果社會意識里有一個視所有人為平等、視一切合法職業為正常的意識，那么農民的身份感就沒那么差了。比如公交車上的農民工被人躲閃，那是因為城市沒有給他們提供衣帽間。
在鄉土社會，農民出門見人時都會穿上一套最體面的“喝茶衣服”。但農民在城市工作的時候卻沒辦法換。在現在的社會意識、社會結構中，為什么不能提供這樣最基本的換衣服的地方呢？為什么沒有意識到城市應該提供這樣的地方呢？
社會意識源于最細節的東西的建構，很細小的方方面面領域的建構。社會每天都在方方面面塑造著農民工的形象，通過整個社會結構、社會意識給予他們。當然也有互相塑造的一面，農民和城市相互的塑造非常重要，這構成了社會的基本意識。
現在城市景觀設計中，硬件上出現的符號化、非常惡俗的東西，大家慢慢意識到了，但存在于社會領域中的符號化的東西、非常惡俗的東西，我們卻很難意識到。要在城市中建構鄉土社會的“魂”，就是涉及社會關系、自我認知的問題，這些恰好存在于生活中無所不在、最為細小、好像摸不著看不見的地方，比如城市市民的意識和影響，最終塑造一個農民工的形象，以及最終的鄉土社會落后、愚昧的形象，這聽上去好像很虛，其實很實。
不應將鄉村符號化
《21世紀》：在西方城市發展過程中，在工業文明出現之后，經歷過一段很明顯的郊區城市化階段，特別是在汽車和輕軌出現以后，更是使得很多人重新回歸到田園居住變得可能。盡管這被有些學者形容為“田園資本主義”，但也提醒我們的是，以工業化為代表的現代文明和對田園之間不是必然對立的。
梁鴻：真正的鄉村是開放性的，不是固定的，不能把所有東西都看成固化的、不可改變的，應該是一個開放的、不斷生成性的名詞。為此我們要擺脫很多觀念上的束縛。農民可以建家庭莊園，同時農民也應該有自我意識，不能把地弄得亂七八糟。然而現在知識界有些觀念特別滯后，將鄉土中國固化、符號化了。鄉村是個多元的鄉村，要找到適合自己村莊的模式，而模式是沒有一模一樣的，對于有很好的古建、自然資源的村莊，就不能讓其消失。在反對單元的思維下，我們要建構各種各樣的鄉村，建構各種各樣的城市。
我們要依據鄉村各種各樣的山川地貌、歷史資源去調研，去思考，來讓鄉村成為在當代社會具有活力的、多元的、獨我的鄉村。而不是一味地粗暴地強拆。還有一點就是，我們現在容易“對面不相識”，對自己的村莊都不了解，這根源在于我們從來沒有進行過“在地教育”，我們都一直在接受普通知識教育、公共知識教育。我們不知道自己的村莊，不知道村子里的歷史人物，不知道我們的源流在哪里。而這些都不包含在我們現在所學的課程中。如果只是聽老人講，那是特別不系統的。
比如，我知道梁莊里一條河流的來源，當我走在河邊的時候，肯定感覺就不一樣，因為我不僅有現在，還有歷史，河流仿佛就從時空穿越而來。但現在人都缺乏這些，都急于往外面走，不了解身邊，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的村莊，不了解屬于自己的那條河流。
《21世紀》：如果你回到鄉村，你會發現，幾乎所有人的思維都變為，要離開那個鄉村，到城市去，只有到城里去，到越遠的地方去，才顯得一個人有出息。逃離鄉村和鄉土，成為一種主流的意識。
梁鴻：是的。現在教育基本匱乏的，就是不教孩子愛自己的土地，愛自己的故鄉。卻告訴他們那些是落后的，古典主義的。我們不知道自己的河流、土壤、和它上面適合種什么樣的莊稼。
在我青少年時期，其實我是一個非常內向甚至是有一點自閉的人。我在師范畢業后，鄉下住了3年，做鄉村小學教師。我們的小學離村莊有500米，后面是莊稼地，前面只有一戶人家和很多墳，這應該是我度過的最孤獨的三年。因此，我20歲以前的生活，對鄉村、對自然的感覺是極其深刻的。我每天除了教書，就是散步，靜靜地散步，所以我跟大自然建立了一種非常安靜、內向與親密的關系。這對于我后來的創作是特別重要的，給予我一片取之不盡的空間。那種自然的、安靜的思考，對一個人精神內部空間的拓展是無可比擬的。
在來到北京求學之后，時間飛快，非常忙碌，但我的思維卻時常停留在20歲以前，停留在那段日子里。自然給予人的精神的完整性，那種幫助，那樣一種開拓，對每個人來說，其重要性和根本性，是無法用其他任何一種東西可以相比較的。這么多年來，我不斷求學，不斷發展，但骨子里，我覺得自己仍是個很孤僻的人，這讓我能夠冷眼旁觀，我的精神一直在觀察和徘徊中，其實沒有融入城市，即使從社會結構上融合了。因此當一個人成熟時，就會去尋找自己。而怎么找。其實在城市和在鄉村有很多東西是共通的。
心安之處是故鄉：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精神失落與回歸
很多人的自我已經淹沒在歷史與現實的急流里了。但最關鍵的是這些都是非正常狀態的消失，是由于快速、不合理的發展所致。因此每個人都有了危機感。那種茫茫的危機感、失落感、惆悵的感覺，讓很多人不僅有一種對一個村莊的危機感，也是一種對社會的危機感。于是，很多人開始想找到自己，回到故鄉。
保留重回故鄉的可能
《21世紀》：問題是，當越來越多的人都開始為一種回到故鄉的情緒所牽絆，卻發現已經沒有回到故鄉的可能了，那個屬于自己心靈的故鄉，無論是在鄉村還是在城市，都找不到了。如果一個國家，幾代人都陷入故鄉淪陷的時代失落之中，這個國家又將走向哪里呢？
梁鴻：這也是當前城鎮化過程中需要思考的問題。如果只是建幾棟房子，讓農民上樓，農民就幸福了嗎？土地也沒有了，內心的依托也沒有了，出去的人發現家也沒有了。全新的存在并沒有全新的、完整的、有根基的結構來作為依托，過去被連根拔起，新的還未能承接上來。這樣一來，一個生存共同體是很難建立的。
一個農民，有一個院子、一口井、幾棵樹，那是一種物理的生活空間，背后是有一種生活方式，再背后是一種精神寄托和心理基礎，因為物理空間一定會決定你的精神基礎。現在我們把這個物理空間一下子拆掉了，又變成了一種精神錯位。而新的空間結構沒有基于精神的建構，其中包括有很多最基本的、很復雜的細節。
《21世紀》：那又如何通過物理空間的建構，來實現鄉土社會的靈魂在城市空間里得以延續呢？
梁鴻：比如，拆遷之后的農民，要不要祠堂就是一個問題。像福建培田古村落，政府支持、呼吁，去修建舊建筑，旁邊還有一個新村，條件很好。那么，新的村莊要不要祠堂？要，或者不要，又分別意味著什么？顯然，現在是不要的，那又會缺了什么，通過什么方式來建構這種家族感和綿延感？因為祠堂是一種有形的方式。這問題真的太重要了，真的需要學者去好好考慮了，然后再給政府施加他們的影響。
《21世紀》：就在來采訪您之前，我一度擔心自己陷入鄉村主義而無視城市化的大勢所趨，后來，我希望找到一條在城市空間建構起每個人的故鄉感的可能。但后來，我看到有關臺灣作家席慕容的訪談，她說自己在看到內蒙古草原時，會感動地落淚，但她當時從來沒有到過那個地方，她將內蒙草原稱之為“原鄉”，是其精神和內心最遙遠的、最根本的地方。那么，我們今天也許可以在我們生活的地方重新架構其自己的故鄉感，但多年以后，我們的原鄉還存在嗎？是否又會陷入原鄉不在的失落？
梁鴻：原鄉是一種永恒的、最根本的意象，是超越具體的故鄉的。原鄉神話，像沈從文的作品中體現的那樣，是附著在精神的安居感的，是一種詩意的棲居，看到原鄉的意象時，我們會激動。比如剛才提到的我家后面的河流，還有家鄉的苦楝樹。當我去臺灣時，看到了苦楝樹，我馬上就想到了家鄉的樹，開著紫色的、清香的小花。我當即就向主人要了幾顆種子。因為這是附著在我童年的記憶，是原鄉的神話，它可以激起你心里最基本、永恒的、心靈的皈依，不分時空，只要見到，你都會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每個人都有一個原鄉，一個超越時空、物象的神話。生活在城里的孩子，小區前有一種樹，當他在其他地方看到時，他也會立刻聯想。當然，這棵樹是否有獨我性，有獨特的感情連結，也很關鍵。獨我的原鄉神話，需要多元的建構，但現在很多東西都太集約化、太單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