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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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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生而更平等
對于一些沒有住在工廠宿舍的外來打工者而言，上沙東村就是他們在大城市生活的真實寫照：在鄰近香港的繁華都市深圳，違章公寓樓群中穿插著猶如迷宮的小胡同。這樣的違章樓房至少有200幢，很多都有10層高。樓與樓之間的距離僅有一米左右，因此也被稱為“握手樓”。顧名思義，住在相鄰兩棟樓的人打開窗戶便可以握手。
可以說，這些樓房是中國的“貧民窟”，也是在集體所有的農村土地上的違章建筑。毫無疑問，這里的房租非常便宜。比如說，一間8平方米的公寓每月房租不足100美元。有分析指出，這些擁擠不堪的非法建筑的存在，代表著中國政府城鎮化進程取得的成功，同時也反映了該進程的嚴重失敗。相比之下，中國城鎮化進程遠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更加有條不紊。不過，這是用低成本換來的。大規模的外來打工者蜂擁而至，加入城市建設的大軍，為自己的國家制造出口商品。然而，城市給予他們的回報和歡迎卻很少，只是把投資用于本地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上。住在“握手樓”里的外來打工者仍舊是“二等公民”，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沒有城鎮醫療，也無法享受中學教育。與此同時，他們自己的家隨時都可能被拆遷。
當下，中國政府新一屆政府公開表示，必須做出改變。不過推行的難度未知。要知道，在這類改革中，絕大多數要么是代價昂貴，要么就是遭到強大利益的反對，或兩者皆有。
顯然，中國政府將得到很多建議。關于中國應如何解決城市化過程中的諸多問題，提高城鎮化質量，智囊團已經在微博和官方媒體上展開了一次激烈的公眾討論。有人提出，要盡快讓新移民擁有城市居民同等的權利，享有公共福利待遇。另一些人則堅持認為，應該先給予那些打算移居到城市的農民土地流轉權，以便為他們的城市新生活提供一定存款保障。還有一些人說，政府應當引進更多的私企和國外企業參與到國家控制行業的競爭中來。如醫療保健行業，這樣就可以擴大城市醫療服務的范圍，將新移民覆蓋在內。但大多數人還是贊同“中央政府必須承擔更多的公共服務成本，并給予地方政府更多權力來征稅”這一觀點。
中國是世界上貧富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以上任何幾種選擇組合都可能會提高新移民的收入，幫助他們融入城市生活，縮小貧富差距。如此的改革將會刺激國內消費，從而帶動經濟的發展。
現在城鎮化改革已經到重要關口。中國歧視性的社會政策始于20世紀50年代，新移民和收入不平等問題根深蒂固，構成了這種現狀的兩大方面。只有真正解決戶籍制度（戶口）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問題，中國才能實現真的改變。
誰來埋單？
戶口讓一種僵化的種姓制度不朽。農民工的后代即便出生在城市，因為持有的是農村戶口，也不得不繼續父母二等公民的身份。許多城里人希望這個制度不變，以保護他們在就業、教育以及醫療方面的優先權。
同時，地方政府也無力承擔向農村移民提供公共服務。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鄭志杰5月份曾估計，城市在2020年前需要投資50萬億元（8.2萬億美元）來吸收1億移民，并向已經居住在城市的移民提供更多福利。上海學校的現狀就反應了這個問題的嚴重。上海2010年高中入學生有12萬人，這些人均持有上海戶口。但是57萬15-19歲的移民子女生活在上海卻沒有戶口，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能在本地上學。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下，地方政府和開發商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征用農民集體土地的做法也阻礙了社會的流動性。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于建嶸計算得出，2010年政府征用農村土地670萬公頃（ 1650萬畝） ，創20年來歷史新高，而給農民的補償只有20000億元人民幣（ 3260億美元），遠低于市價。
另一方面，城市房價不斷攀升超出新移民的購買能力。雖然中央政府一直在鼓勵城市廉價房建設，但只有本地戶口才有資格購買，所以根本上無法解決問題。
這些歧視性政策仍在對新移民造成負面影響。中國有1.63萬農民工離開家鄉（另外9900人也被歸為移民，盡管他們只是放棄務農，并未離開農村）。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大部分新移民都選擇與他人合租，2012年這一比例從16.7%上升至19.7%。同時，買房的新移民減少了，這一比例從2008年的0.9%下降至2012年的0.6%。
一些學者說，解決城市化問題的關鍵在于深圳的握手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陶然說，政府應該在全國范圍允許小產權房合法化，允許城市郊區農民自建房并將其出租給新移民，然后地方政府通過征稅和收費等方式獲得資金，擴大公共服務范圍。這聽起來似乎是一個中肯的建議，增加了保障性住房供給，并幫助更多移民成為真正的城鎮居民。
但是陶認為，這樣做，地方政府什么好處也撈不著，因為土地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他們將會爭取擁有土地的控制權。同樣，他還認為，其他的既得利益集團也會竭力反對。中國的新移民平等化道路將繼續是一大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