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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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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進程中存在許多偽城鎮化,空間的城市化并沒有相應產生人口的城市化。”5月2日,在成都舉行的一場論壇上,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準備的演講涉及了目前幾乎紅透中國的詞語——新型城鎮化。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徐憲平此前表示,城鎮化第一是要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逐步解決現有2億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萬農民工的半市民化問題。
根據新一屆中央政府要求,由發改委牽頭、多部委著手編制《城鎮化發展規劃綱要(2012-2020)》。在吸聚眼球的全國城鎮化工作會議召開之前,各類官方或民間組織的新型城鎮化論壇紛紛上演,專家們各抒己見,為即將出爐的新型城鎮化規劃指路。
專家們不謀而合地指向新城鎮化首要的命題是:“新城鎮化,新在哪里?”
以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為主題
在河南永城這個縣級市,當地政府從2009年就開始探討新型城鎮化發展之路。四年時間一晃而過,永城官方向齊魯晚報記者回答何謂新型城鎮化時,說得很直接:“就是不能像過去把農民趕上樓就不管了,得讓農民有生活保障。”
2011年,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的盧展工提出:“走一條以新型城鎮化為引領的‘三化’協調科學發展的路子”。
在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郭軍發看來,河南的新型城鎮化和過去相比,新在把城鎮化的發展與解決三農問題、解決統籌城鄉發展問題聯系起來。
河南省社科院院長喻新安則將“新老”比較具象化,他說,傳統城鎮化將城鎮化簡單地等同于城市的規劃、建設和管理,丟掉了農村人口城市化的本意,“興城不興業,城市規模平面擴張,功能卻未能得到有效提升。”
早在2004年8月,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曾到大連市甘井子區對城市化進行了實地調研。他得出的結論是:“農轉居問題是城市化過程諸多問題中矛盾最突出、最難處理的問題之一。”
鄭風田認為,城市管理體制如果沒有完全到位,原來的農村集體仍要承擔社區管理和公共福利事業方面的支出,這既與現行的城市管理體制不相符,也沒有從本質上體現村民變市民。
“由于現行的社保和醫保政策主要是針對城市居民,對農民的保障僅限于‘新農合’。如何解決好村民轉變為社區居民后社保和醫保的資金來源是一大問題。”鄭風田說。
鄭風田九年前調研的問題,在最早提出新型城鎮化的河南逐漸凸顯。
河南省社科院課題組所做的《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實踐與探索:2011——2012河南新型城鎮化發展形勢分析》中提到,河南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進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事業發展滯后,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根本在于實現農民市民化,要解決好其就業、安居、子女就學、社會保障等關鍵問題。
河南省社科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員告訴齊魯晚報記者,目前從河南省的情況來看,農民工融入城市總體狀況仍不容樂觀,至今尚未能在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方面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甚至在工作上也同工不同酬,在城市處于邊緣地位,通常作為廉價勞動力在城市就業,而不是享有平等權利的公民,由此形成了“不完全城市化”或者“半城市化”狀況。
“新型城鎮化,是以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為主題的。”鄭風田說,首先要彌補歷史的欠賬,對居住、就業、教育、醫療衛生、養老、低收入群體補貼和失業救濟等公共服務,政府均需追加投入,在制度上也要讓農民真正轉變身份。
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是房地產
201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當年《城鄉一體化藍皮書》就曾指出,當前我國城鎮化進程處于快速發展時期,但存在城鎮化質量不高、城鎮化目標過高的問題。由于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滯后,農民因進城后生活水平下降而要求將戶口遷回農村,出現“反城鎮化或拒城鎮化”現象。
今年3月份,在一場“關于中國城鎮化之路”的討論中,國家發改委中國城市和小城鎮中心研究員易鵬說:“不能搞投資大躍進,不能造新城,不能再像以前土地的城鎮化率遠遠高于人口的城鎮化率。”
“城鎮化”就像一場博弈:一方是憑借強大資本實力“覬覦”廉價土地已久的“利益階層”；另一方則是想通過“土地換身份”來實現城市夢的農民。
新型城鎮化概念開始受到樓市熱捧,業內普遍認為,新型城鎮化將給房地產行業發展帶來新機遇。以中信地產、招商地產為代表的央企同樣高度關注城鎮化戰略。三、四線城市市場都被重點推薦,并進入房企視野。
號稱“中國近20年來擴張最快的城市”永城當地的房地產火爆一時,財富開始在房地產間流轉。在新城,一片一片的高層商品房正在建設,房價已由2009年的每平方米不足2000元漲至現在的4000多元。
剛“農轉居”的侯嶺村居民侯國玉最近一直犯愁,他說:“指望著還沒租出去的門面房和兒子每月1800多塊錢的工資生活,為兒子買婚房比較難……”
然而,樓盤的銷售人員卻幾乎口風一致,“現在均價是每平方米4000多元,將來可能還要漲……”聽到這樣的話,老侯之前那種當上“城里人”的優越感突然消失了。
“我們這代人搬遷,從農民變成了城里人,政府又給補償,生活確實改善了。”老侯說,“但是,我們的下一代也成了城里人,沒有了宅基地,家里一共就存著拆遷補償款那些錢,享受城鎮保障卻又遭遇房價高漲,年輕人咋辦?買不起房,這不和大城市一樣嗎?”
3月9日,在一場“布局新型城鎮化”的沙龍上,國家信息中心戰略規劃處處長高輝清澄清說:“中國新型城鎮化出發點和落腳點皆不是房地產,甚至可以說80%以上與房地產無關,房地產只是其中一個利益相關方。”
中國房地產研究會副會長胡志剛認為,過去的城市化是侵吞土地的一輪狂歡,是房地產的一場華筵。在房地產泡沫的助推下,城市化成了少數人的“蛋糕”,富人通過房地產一夜暴富,而絕大多數人則被高房價遠遠拋在后面。被征地農民更是失去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面臨“失地”、“失業”的雙重困境。
2000年至2010年,全國城市建設用地擴張了83%,但同期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城市人口只增長45%。由于速度過快、過急、過猛,超過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形成“過度城市化”、“病態城市化”。
不單純地追求城鎮化率
“未來城鎮化過程中會存在巨大的資金缺口,地方政府在資金方面的壓力將繼續加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認為,一方面原因是政府的收入彈性下降,另一方面原因是人口的儲蓄率下降。
河南省社科院課題組2011年至2012年所做的一份研究報告中的一些數據印證了張承惠的觀點。
據該課題組研究,近年來城鎮人口每增加一個,至少需要10萬元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包括城鎮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和房地產開發等。按此計算,2015年河南實現48%的城鎮化目標,每年需要1700億元的城市建設投資,這還不算上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的投入。
河南經濟發展水平不高,2010年,河南人均GDP全國排名第20位；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1381億元,排全國第9位；人均財政收入1469元,全國倒數第3位。地方財力明顯不足。
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帶來了新型城鎮化推進速度和質量的差異。該課題組實地調研后發現,豫西、豫北等經濟發展水平較好的地區,財力較為充裕,有能力投資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撬動社會資金進入城鎮化領域。發展基礎薄弱的地區,正是新型城鎮化推進需要提速和提質的重點地區,需要大量公共建設資金,沒有資金的保障,新型城鎮化難以推進。錢的問題是制約新型城鎮化進程加快發展的首要因素。
在國務院相關部門的調查中,2011年,全國進城的農民工住房有52%是依靠用人單位提供的集體住所。有47%的是租住在城中村、近城郊區、城鄉接合部的農民住房。在城鎮擁有自有住房的農民工只有0.7%,繳納住房公積金的不到3%。
有著近30年在農業領域研究和工作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談論新型城鎮化時特別突出了資金缺口這個問題。
“數據顯示,這是安不了家的。”陳錫文說,“各地都在呼吁,要讓農民跟市民一樣,有穩定的就業、住所、收入來源,要享受當地市民的同等待遇,讓他們購房住房。現在你知道這缺口有多大了吧?”
那么,進了城鎮的農民工,社會保障狀態怎么樣?2011年,農民工加入城鎮養老保險的比例是16.4%,加入城鎮醫療保險的是18.6%,加入工傷保險的高一點是27%,加入失業保險的9.4%。“扯平了算,不到20%,也就是說有80%的缺口。那是多少錢呢?”陳錫文粗略地算了算這筆賬:一個農民工如果按照當地市政府的規定,五險全交,那么每個月農民工自己要交的各項社會保險166元,用人單位要給他交的是516元。兩者合計起來,一個月就是682塊錢,一年就是8184塊錢,“就算一億六千萬進城農民工,我算了一下,一年10500億,要交夠15年,他才可以養老。”
“沒有什么捷徑可走,不要去單純地追求城鎮化率。”陳錫文認為,“一定要警惕,不要把過去的所謂GDP崇拜,轉過來又變成了城鎮化率崇拜,那樣會吃苦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