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市民化成本”需要面對成本,更需要城市站得高望得遠,以看得見的誠意、一步一個腳印地來穿越戶籍制度與城市承載能力的樊籬,步步為營“刨地雷”,將涉及農民工權利的各項改革引向深水區,一筆一筆地為農民工畫“標準像”。
日前,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廣泛征求各方意見,抓緊制定城鎮化中長期發展規劃,完善配套政策措施。這預示著,新型城鎮化已進入了實際推進過程中。而穩步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是提高城鎮化質量的中心任務。之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測算》課題報告指出,推動城鎮化,一個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為8萬元。(3月30日新京報)
就像做件新衣服需要多少布料與輔料一樣,“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就是設計了一個農民工“標準像”,對代表性農民工進行假定然后經過綜合細化的測算,得到農民工成為新市民所要付出的經濟賬單。這個預算成本帶給人們的,既有對摸清家底、算清細賬,務實推進城鎮化的期待,也有可能為地方政府延緩落實農民工市民化留下“口實”的擔憂。
要澄清一個事實,即“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并非農民工要享受到公共財政的特別照顧,只是讓他們沒有歧視、沒有差別,與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務。政府出多少錢用花在一個市民身上,農民工也應一樣享有等額的公共服務支出。正如專家所言,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就是公共服務和社會權利均等化的過程,這是民本政府必須考量和做到的,而非特殊的權利。因此,這一嬗變的過程究竟需要投入多少財力,當下是否可以承受,算清細賬很有意義。
從暫住證到居住證,從子女入學到社保異地結算,各地在“農民工市民化”上做出了一些積極的嘗試, 但要看到,農民工“邊緣化”生態仍未得到根本改觀。如異地高考問題由來已久,在教育部的催逼之下,幾大城市的方案并無實質性內容,甚至淪為變著法的“拼爹游戲”。地方政府在城市居民與農民工的利益博弈中很難超脫“我的地盤我做主”,哪怕一厘米的進步都會贏來一片歡呼,可惜大都流于“文字游戲”,很難拿出破解時間表。“異地高考”單筆賬的小算盤都打得溜精,何況一個農民工要付出8萬元的成本!
無論是專家,還是城市,都不能在“農民工市民化成本”上打轉,還需多算算這一進程帶來的“無形資產”和社會效益。就像小品《大城小事》里說的,城市離不開農民工,農民工也離不開城市;城市就是農民工的家。城市不能等到保姆荒、廢品荒、用餐荒了,再想到農民工。農民工成為新市民,不僅僅是公共財政層面的投入與產出,還有農民全面參與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實現經濟立足、社會接納、身份認同和文化交融上的“更新升級”,更有包括農民在內的所有公民“自由遷徙”、公平公正環境和“新型城鎮化”帶來的中國夢照進現實。
風物長宜放眼量。“農民工市民化成本”需要面對成本,更需要城市站得高望得遠,以看得見的誠意、一步一個腳印地來穿越戶籍制度與城市承載能力的樊籬,步步為營“刨地雷”,將涉及農民工權利的各項改革引向深水區,一筆一筆地為農民工畫“標準像”。惟此,才能讓新市民的“標準像”畫得越來越標準,越來越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