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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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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與工眾網聯合發布的報告稱，超八成農民工表示對未來有信心，有57.9%的農民工自我認定社會地位為底層，其中底層認同的農民工孤獨、寂寞、無聊等情緒感受超過50%。（3月24日《新京報》）
不論是第一代農民工還是新生代農民工，漂泊都是生存狀態的底色。為了讓自己和家庭過上更好的生活、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農民工像候鳥一樣在城鄉之間往返來回。農民工進城務工，不僅是從農村到城市的地理遷徙，也是社會身份和精神身份的雙重置換。對于他們而言，流動不是目標，也不是他們想要的生活方式，而是某種意義上的工具。
在農民工身上，投射著“四個世界”的集成影像。農民工進城之前的生活圈子是他們的“鄉土世界”，進城之前想象的城市生活是他們的“想象世界”，進城后生活于其中的客觀現實是他們的“城市世界”，而對城市真實生活的不斷適應就是他們的“實踐世界”。換言之，農民工的負面情緒是一種精神斷裂，是城市與鄉土、想象與現實對比導致的心理落差。
在理想的圖景里，城市積聚著豐厚的資源、無窮的機會和數不清的財富；這一切，對于農民工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當農民工虛高的心理期望遭遇現實，相對剝奪感在所難免。不論是工資水平較低、社會保險參保率偏低，還是對居住狀況和生活環境不滿意，抑或是文化生活單調乏味，都會導致消極情緒的產生。
農民工的負面情緒，追根溯源，在于利益訴求沒有得到充分滿足。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王俊秀認為，伴隨著農民工群體在年齡、受教育水平、生活經歷的結構性變化，如今“收入”并非影響農民工幸福感的因素，而是他們需要參與，需要融入，更加關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發展，這些都是新的影響因素。
因此，正視農民工的負面情緒，需要正視農民工的利益訴求，探索制度化的排解渠道。一方面，政府和用人單位要重視農民工的生存感受，既要滿足農民工衣食住行的生活需求，也要重視農民工尊重、認同的心理需求，同時關注農民工公眾參與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強文化建設，提高公共文化覆蓋面，豐富農民工的業余生活，建設“安全閥”以排解農民工累積的負面情緒。
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告別鄉土、揮別親人，在一個又一個陌生的城市里，用汗水和勞動，書寫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彌補農民工的心理裂痕，消除農民工的精神失落，讓農民工“活得更有尊嚴”，既是對農民工權利的伸展和彰顯，也是城市基于感恩的一種回饋與補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