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丟失,自卑便接踵而至,占居上風,成了主導性情緒。由于自我認定社會地位為底層,農民工孤獨、寂寞、無聊等情緒感受的人群超過50%。而頻率為“幾乎天天”有負面情緒的比例高達到12.7%,超過40%的農民工感覺到對生活、社會以及工作無能為力。農民工負面情緒是當下社會一種扭曲的表情,折射出這個群體“邊緣化”的生存狀態,不可小覷。
目前,中國有2.6億農民工,他們離別故鄉追尋夢想,投奔到陌生的城鎮辛勤勞作,他們的愿望是“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過上跟城鎮人一樣有尊嚴的生活。今年兩會,農民工問題再次成為關注熱點。除了農民工“市民化”這一傳統話題外,關注點延伸到農民工子女教育等新問題。
兩會期間,農民工代表朱雪芹在上海少年管教所了解到85%的孩子是農民工子女,建議“要預防農民工二代犯罪”。與父輩相比,農民工子女的“城市夢”更執著,漂泊感也更強烈,更容易產生偏激觀念和過激行為。如果他們的父母充斥著負面情緒,其潛移默化,耳濡目染的影響不堪設想。
農民工自我認格為底層群體,折射出更多的是身份轉變、認同以及融入城市生活的民生訴求。上述調查中顯示,去年農民工覺得自己基本上被城市接納的比例達到了70%,而這一數據今年有所下降,僅為60.4%,年輕的朋友覺得被城市接納的程度更低一點。
這幾年,有種現象值得關注。每到春節將至,隨著大批外來務工者的返鄉,新一輪的保姆荒、廢品荒、用餐荒就在北京等大城市蔓延開來。一些早餐鋪、廢品回收點、維修店等歇業打烊,連找個吃早飯的地方都沒有。往往這個時候,城市里的人們開始意識到離開農民工,日子不好過。城市接納農民工不能總在居住證上打轉,不能坐等戶籍改革來推進。
城鎮化是13億中國人的共同愿望,城鎮化帶來的社會進步只有讓全社會成員共享,才能兌現普惠全民的初衷。而農民工問題是中國城鎮化繞不開的話題,解決不好就是大麻煩。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醫療、平等的養老,歸根結底,指向的是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當公平成為看不見、摸不著的幻影,農民工就會從“小鳥”的憤怒走向抑郁,既不能“安居”,也無法“樂業”,我們所處的社會也將充滿不安。
當“求人難”成為一些民眾的真切感受,不難想見,農民工在社會潛規則面前會顯得多少的無奈與糾結。如果在學歷、資質、職稱、考試的門檻之外,比拼的是歷練與打拼、勤勉與機遇,而不是旁門邪道,那么,農民工的負面情緒就會“轉正”。這正是制度所要積極應對的,也是明規則必須彰顯的。
當“自由遷徙”寫進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當“新型城鎮化”給中國農民帶來更多美好的期待,當“城市夢”成農民工共同的中國夢,賦予農民工不受地域與戶口限制、不受社會潛規則攔阻追求個人發展和享受幸福生活的權利,讓更多的農民工重拾當初走南闖北的自信,不再在彷徨中失去方向感,泯滅了他們的創造性,制度傾斜的頂層設計已成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