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許多人質疑,民國時期為什么能出一批思想文化學術領域的大家,而今天少見?
筆者以為,除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原因,跟當時的教育格局有關。
據資料統計,1922年,南京有私塾五六百所,廣州有一千多所,全國加起來有一萬多所,遍布廣大鄉間的三家村式的蒙塾更是無以計數。從數量上說,遠遠超過當時全國的新式小學,形成蔚為大觀、新舊并存的格局。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初。
那么,這一格局對當時的人才成長起了什么作用?
檢索史料,我們發現一個有意味的事實:民國時期的那一批文化大家,童蒙時幾乎無一例外接受過私塾教育。陳寅恪,出身文化世家,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從小就能背誦四書五經。胡適,5歲啟蒙,在績溪老家受過9年私塾教育。周樹人,6歲入塾,12歲往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讀四書五經。錢穆,9歲入私塾,熟讀中國的傳統文獻典籍……像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他們早年所受的“落后”、“封建”的私塾教育,并沒有妨礙他們日后接受新思想新文化,進而成為融通中西的一代文化巨子。而陳、胡、周三人,更被公認為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代表。
不僅如此,即便是當時培養出來的一代科學大家,也可以從他們早年求學經歷中找到私塾教育的軌跡。著名物理學家錢偉長乃錢穆之侄,幼年時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功底。楊振寧幼時在廈門上過私塾,背過《龍文鞭影》等,后在清華上初中的暑期,時任清華數學教授的父親楊武之先生特地請了清華歷史系的一位高材生教他《孟子》,花了兩個暑假才把一部《孟子》講完。無獨有偶,2009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原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高錕,從小在上海長大,每到寒暑假,其父專門為他請一位家庭教師,指導他讀《論語》、《孟子》,還有《古文觀止》,并且都要背誦。
今天,很多人質疑:為什么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培養不出如民國那一代的大家?那是因為,20世紀上半葉新舊并存、活潑多元的教育格局,為他們這一代人提供了后來者再也不可能有的黃金時代;而新舊、中西兩種教育的交匯融通,也奠定了他們日后成為一代學術大家的深厚根基,更熔鑄了他們獨特的精神氣質和襟懷。
任繼愈是最后一代完整接受過中國傳統啟蒙教育的學者。他6歲左右入私塾開蒙,9歲進當時濟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學。后入北平大學附屬高中念書,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湯用彤、熊十力、賀麟、錢穆諸教授。在他生前,筆者曾與他有較多交往。從任繼愈先生身上,筆者真切感受到一代儒者的精神風范——“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厚德載物,君子以自強不息”……而這樣的精神氣度,在當今學者身上已鮮見矣。
一個人啟蒙時期所受的教育猶如文化母乳,融化在血脈里,滋養其一生。私塾教育是中國傳統啟蒙教育的主要形式,其特點是讓兒童在開蒙之初,便將根深扎在五千年傳統文化的土壤里,并汲取其精華。根深才能葉茂,源遠方能流長。這樣的教育會影響一個人日后在治學上的氣象與格局,以及為人處世的胸襟與境界。
今天,當我們追問為什么民國時期能出現一批思想學術大家時,不能不聯系到他們早年所受的私塾教育。當然,另一方面,也與他們后來在此基礎上接受的現代西方教育的熏陶有關。在民國一代大家身上,是中西合璧的教育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