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看待“占領華爾街”行動問題上,也存在著重大的意識形態(tài)分歧,它不是人們平時所說的“主義之爭”,而是“自由”與“政府權力”之爭。
在美國,人們把積聚財富看成是一種利己但不損人的個人自由行為。因此,富有并不自動等于不道德的貪婪和腐敗。既然如此,政府就沒有權力加以干涉或限制。財富的關鍵問題不是你口袋里有多少錢,政府不能因為你錢多了,就可以用某種高尚的理由把錢搶走。財富的關鍵問題是錢是怎么到你口袋里的。只要你的錢不是勾結政府權力或用其他不法手段賺來的,財富再多,政府也必須通過國會程序,才能決定提高你的稅率。
美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和作家基爾德(George Gilder)說,“相信所有的財富都是偷來的,這種想法在監(jiān)牢里和在哈佛大學非常流行。” 基爾德挖苦哈佛大學,是因為大學教授們擅長運用一系列理論陳套,把財富簡單解釋為階級剝削的結果。而且,哈佛大學所在的馬薩諸塞州又是民主黨的大本營——對這次“占領華爾街”行動,民主黨國會議員有不少表示認同。國會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南希·佩洛西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采訪時說,她支持“占領華爾街”運動釋放的信息,不管是在華爾街還是在華盛頓,變革必須發(fā)生。
共和黨人對“占領華爾街”行動普遍持反對的立場,他們反對奧巴馬給百萬富翁們增稅的計劃。理由是,富人把錢投資到市場里,要比讓政府來花更有利于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也更有利于窮人。政府強行提高富人的稅率和提高最低工資,到頭來最受其害的還是窮人。艾茵·蘭德(Ayn Rand)對此理論有過著名的表述:工人低工資和惡劣的生活環(huán)境不是資本主義造成的,而是資本主義從“前資本主義”那里繼承來的。“與‘前資本主義’數(shù)個世紀的饑餓相比,早期資本主義是第一次讓貧困者能吃上飯。19世紀歐洲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三百,而在這之前,每個世紀只增長百分之三。”
哲學教授波恩斯坦(Andrew Bernstein)持與蘭德相同的立場,他說,“在公元500至1500年間,歐洲經(jīng)濟增長為零,從1500至1700年,按人口計算的GDP增長每年為0.1%。1500年歐洲平均年人口收入為215美元,1700年為265美元。”今天,美國失業(yè)救濟金平均是每周200美元(各州之間的差距很大)。美國經(jīng)濟要發(fā)展,靠的不是政府用權力來劫富濟貧,而是由富人來擴大資本投入。
不管自由市場和富人有利于資本擴充的辯護多么有理論根據(jù),一個不容回避的現(xiàn)實是,美國的貧困和失業(yè)人口正在擴大和居高不下,即使那些還保有工作的人,許多也缺乏安全感,覺得朝不保夕,風雨飄搖。這是“占領華爾街”行動的經(jīng)濟和民眾心理原因。
經(jīng)濟地位低下和沒有保障,不僅是生計問題,而且也是做人缺乏尊嚴的問題。貧困不僅是一種生存窘境,更是倫理哲學家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所說的對人的“羞辱”。因此,“占領華爾街”所體現(xiàn)的不僅是痛恨華爾街的貪婪,而且更是一種關于社會公正的普遍要求——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為貧困而遭受“羞辱”。“反貧困”的訴求在美國乃至世界其他地方擴散,應該說是借助了這一具有普遍道義價值的感召力量。
美國對這一事件發(fā)生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也在對“羞辱”問題的不同看法上體現(xiàn)出來。在市場經(jīng)濟中許多人淪落到貧困的境地,他們所感覺的傷害,是不是有正當理由的羞辱呢?
自由市場論者會說不是。理由是,市場競爭機制是公平的,某些人在市場競爭中不成功,不是制度原因,而是個人原因(懶惰、無能、缺乏進取心等等)。但另外一方認為,自由市場中的許多貧困者,有理由覺得自己受到了羞辱,因為自由市場其實并不自由,它是一種有利于一些人,而不利于另一些人的制度。國家負有限制市場憑“自由意志”行事的責任。正如馬格利特所說,“在一個民主社會里,政治制度之所以合理,乃是因為這些制度可以起到保護社會成員不受自由市場羞辱的作用。這包括重視貧困、無家可歸、剝削、惡劣工作環(huán)境、得不到教育和健康保障等等。”
貧困者是否有感覺羞辱的理由,這是一種社會共識,并不只是個人想法。即使在受羞辱者本人并不覺得遭到羞辱的時候,社會其他成員仍然可以有理由覺得如此。
一個社會對羞辱的共識越強,它就越正派。貧困和極端的物質匱乏,可以使某些貧困者感覺麻木,不在乎以自尊換取施舍(如以乞討為業(yè)者),但是,社會其他成員仍有理由捍衛(wèi)這些貧困者的自尊。
決定一個社會貧困共識的,不是最低收入標準或者物質滿足方式(如社會救濟、慈善幫助、乞討等等),而是如何設想一個起碼的做人條件。馬格利特就此寫道,“貧困并不是以收入分配來定義的,貧困是一個社會關于人最低生存條件的概念。最低生存條件指的是起碼要滿足哪些需要,才能過上一種算是人的生活。一個社會把這個標準訂得越低,把人也就看得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