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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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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鐵道部表示，王勇平不再擔任鐵道部新聞發言人、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職務。相關負責人稱，“這不是免職或被停職，而是正常的職務變動，王勇平的級別待遇沒變。”將赴波蘭華沙擔任鐵路合作組織中方委員。據知情人士透露，接任發言人職務的可能是哈爾濱鐵路局黨委書記韓江平。（8月17日《京華時報》）
這樣的人事調動，再一次把世人的目光投放到了一時間“聲名遠揚”的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身上，他以“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這只能說是生命的奇跡”兩句話震驚了所有人。但是事實上現在回過頭來看，他除了說話的方式與姿態等方面做的不好之外，并沒有其他的責任。如果說他何以成為眾矢之的，遭受輿論的猛烈鞭撻，更多的是因為無意間他把鐵道部“所有的問題都自己扛”了，背了個巨大的黑鍋。
因此，這也就牽扯出一個問題了，中國的政府新聞發言人為何入得官場出不得鏡頭？并且屢屢將自己以及背后的部門拖入到更加慘烈的輿論漩渦之中？
實際上，從2003年開始當了八年新聞發言人的王勇平，是“后非典時代”的第一批部委發言人，又同為國務院新聞辦第一批新聞發言人培訓，被稱為“黃浦一期”學員，還同到美國考察的資深發言人。2006年還出版了《彼岸掠影：一個中國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在美國的見聞》一書，對新聞發言的實踐與體會甚精，他把發言人與記者的關系視為“富有挑戰性的朋友關系”，而不是“敵人的關系”；把他與鐵道部、媒體的關系比作“一仆二主”。在書中，還有一章叫“優秀的發言人與糟糕的發言人”，可惜的是，最后他確實是做到了“讓世界的目光聚焦”（書的另一章），不過卻是以“糟糕的發言人”的方式退場。
就連如此實戰經驗豐富、理論修養良好的人都能栽了，可見，當一個中國式的發言人是何其的艱難。我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正式建制并不是太久，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正式開始確立并形成了初步的制度化，在2008年生效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之后，才算真正的形成制度，幾年間，形成了國務院、部委、省市區三級新聞發言人制度。
但盡管新聞發言制度相對完善了很多，卻沒有相應的公開透明的行政運作體系，很多政府部門依然停留在以前的理念中，對很多原本告知公眾的事情，總是想方設法地掩著捂著。甚至一旦遇上真正充滿丑聞的事件，就更是如此。因此，中國的發言人實際上就很容易被迫淪為了一個傳聲筒，或者是簡單的通稿播放器。最后不少異化為正如《人民日報》所說的“無可奉告型”、“大包大攬型”、“照本宣科型”、“自我辯護型”、“報喜不報憂型”、“惱羞成怒型”、“感情錯位型”等等類型。
不過就目前來說，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本身也存在很多不完善之處，比如定位不清、級別不高、授權不大，成為最大的問題，這些兼任發言人的官員層級不高，對核心信息掌握程度本來就有限，而去記者與觀眾的“長槍短劍”的逼問之下，不失守才是怪事。而在新聞發言人制度較為完善的美國，白宮發言人雖然沒有任何級別，但可以列席最高級別的會議，直接了解重大政策的決策過程和思想動態。所以說，新聞發言人應該是決策層中的一員，需要清楚政府每一個政策出臺與信息發生的前因后果等方方面面。
本來，當新聞發言人就是一項苦差事，曾經擔任過里根總統副發言人的彼得·盧塞爾說，在他看來，發言人是白宮最艱巨的工作。因為發言人需要對兩個而不是一個實體負責，一是總統，二是新聞界，他或她必須每天為這兩個實體服務。也就是說，得受著兩邊的夾板氣，并且時刻準備著承受風險。但也并不是說，發言人就沒有辦法當好了。正如白巖松說，做好政府新聞發言人，秘訣是要記住4個關鍵詞，就是進行詞語“拆分”，即政府、新聞、發言、人。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個，要把自己還原為一個人（而是發言說新聞的機器），更要把言說的對象當做尊敬的人，做到真誠正直，充滿人性。
巧的是，王勇平在《彼岸掠影》書中也說道：“發言人優劣，最根本的是強調誠實，編制的謊言越大，維護謊言的成本越高。被人揭穿并被拋棄的風險越大。”如今，他最終因在“7·23”事件新聞發布會中編制謊言或者說參與了謊言的傳遞，丟失了最起碼的道義與人性關懷，從而身敗名裂，一世英名毀于一旦。他的命運當為所有政府新聞發言人者鑒，同時更給各級政府敲響了這個信息時代的警鐘，政府應將信息公開視為執政的必修課，順應時代潮流，開誠布公地面對這樣一個全民皆記者、人人都是麥克風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