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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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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應當看到，王勇平的“官僚腔”有著相當廣闊的背景。如果類似信譽危機發生在中國其它政府部門，它們的發言人未必就能有比王勇平更被公眾接受的表現。改變這種被動局面，需要官方做出比撤換新聞發言人更加艱苦、認真的努力。
中國政府各部門的發言人制度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從外交部一家有發言人，到現在各大部委都建立發言人制度，甚至黨的大機關包括軍隊也都有了發言人，這是中國政治朝著公開、透明的實質性前進。官方發言人制度還影響了中國社會基層的信息透明，這個過程相當深刻，也相當糾結。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輿論的開放進程，比發言人制度的進步還要快很多。發言人能夠提供的信息，總是趕不上輿論的要求。發言人的“官腔”也最容易導致與民間輿論的對立。當然，全世界官方發言人都比活躍的輿論要“刻板”得多，真正做到與媒體認真配合和互動的發言人幾乎沒有。但中國這方面的問題顯然更嚴重，有時發言人的表態不僅無助于危機公關，反而火上澆油。
除了發言人個人原因，官方公信力的缺失，是發言人們處境尷尬的更大原因。當遭遇危機的官方機構被輿論已經假定為“有問題”時，發言人無論說什么，都會顯得或者笨嘴笨舌，或者油腔滑調。
中國官方應認真反省今年以來鐵道部、紅十字會等機構與媒體溝通的失敗案例。由于有了互聯網和微博，通過傳統的信息披露方式來引導輿論，今后肯定會越來越難，一旦失誤的代價也將越來越高。除了重建輿論與官方的基本信任，從根本解決問題，看來不會有什么別的更好選擇。
當信任不足的時候，官方在遇事時的坦誠是最重要的。不刻意隱瞞負面信息，還原事情的復雜性，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當前輿論對“信息不透明”的尖銳情緒。這種情緒常超過人們對一件錯誤本身的不滿，成為公共事件額外的發酵區。
中國問題很多，但解決問題需要過程和節奏，太急了欲速則不達，這個道理民間是懂的。其實中國官方對解決問題的著急程度一點也不低，看看中國建保障房的速度，推動醫改的速度，就知道中國官方一刻也沒閑著。但各官方機構對于解決不了的問題缺少公開坦露和向社會表達歉意的勇氣，現行的官方表達體系鼓勵宣揚成績，同時對各種問題“悄悄改正”，而不是把改正問題的艱難、挫折全都展示給公眾。
王勇平遭輿論圍攻直至被停職，是個悲劇。但可以預見，他很可能不是最后一個黯然下臺的政府機構發言人。但愿我們的這個預測落空，但愿各政府機構在信息“公開、透明”的路上走得比輿論質疑的速度更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