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城市化是中國走出農本社會，實現中國最大社會變遷的關鍵，也是中國未來經濟可持續內生增長的基礎。
然而，中國過去沒有正確認知城市化的涵義，并受制于傳統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導致城市化被扭曲為城市自我現代化。正如中國區域經濟和城市規劃權威陳棟生指出的，“中國城市化的主要問題是化地不化人”。
從城市化的本意來看，應是個兩維過程，即包括兩重任務：城市化率的提高、城市的不斷現代化。在人口、資本、土地等要素能自由流動的市場導向的城市化過程中，城市化率的提高和城市現代化這兩重任務是相互包容的。
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制度結構下，城市化的兩重任務會相互排斥。一種情況是城市的現代化水平單維地不斷提高的同時，城市失去自動吸收外來農村人口的能力。
與之相反，在另一些特殊的制度下，城市化率的提高過快，城市現代化的速度緩慢，導致諸如貧民窟擴大化，基礎設施陳舊等的偏差。
但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貧民窟，并不能否認各式各樣貧民窟出現的事實，這更會剝奪許多農民通過貧民窟低成本地融入城市的機會。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如果城市化蛻變成為“化地不化人”，走上土地密集、資本密集，而人氣不足的道路，必然會加劇城鄉差距，也就喪失了城市化的真正意義。
城市化蛻變為自我現代化的原因是離不開從計劃經濟體制下殘余的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以及城市土地等要素行政配置方式。要避免城市化誤入歧路，關鍵在提升法治精神，堅持市場主導。城市化過程中涉及巨額利益分配的問題，必須確立法治精神。發揮市場在人口、資本和土地的配置中的主導作用。
城市化是一個長期過程。在城市化率的提高和城市的現代化兩者之間，城市化率的提高帶有急迫性，而城市現代化則是一個永恒的課題。
那種先把外來農民排斥出去，將自己的城市關起門來建設得盡善盡美，以便和倫敦、巴黎和紐約媲美，只在遙遠的將來再考慮吸收外來農村人口的觀點，對農村人口來說是不公的，也是在拖延三農問題的解決。讓農民盡早進城定居，是讓農民和城市居民一起提高人力資本，分享城市繁榮的最好辦法。
另外，不能盲目引入不切實際的外來經驗，比如香港模式和新加坡模式，因為相對于幾百萬人口，又沒有“三農”問題困擾的新加坡和中國香港，中國有著龐大的農村人口，照搬這些外來經驗只會引向新的歧路。
總之，中國城市化最終需切實從國情出發，消除各種制度性障礙，回歸城市化本義，堅持城市化率與城市現代化同時提高，相互融洽的城市化道路。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