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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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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第二次來營口。第一次是在80年代末期，那時我在外經貿部主管整個國際對中國的援助，當時我們通過聯合國請了當時主持新加坡工業經濟區總體規劃的大師來到營口，制定營口的整個發展戰略。由于種種原因，這個規劃沒有實現，致使打造北部新加坡這樣一個夢想也沒有實現。但是今天，我第二次來到營口的時候，似乎又看到了這樣一種前景。
關于對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世界形勢，我有兩個基本判斷：一是這次金融危機之后，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走向了一個有利于中國，有利于整個新興經濟體的重大拐點。它的標志就是在2008年11月份在華盛頓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上，峰會在原來發達國家參加的基礎上增加了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南非等11個發展中國家。
二是盡管全球經濟力量發生了重大轉變，但我們必須清醒的看到美國依然處于全球經濟霸主地位，美元中心地位沒有發生根本變化。這次金融危機盡管對美國的金融體制特別是美元以沉重的打擊，但美元地位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在某種意義上打敗了歐元，鞏固了自己的全球地位。
因此，我們應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來判斷中國經濟的發展，包括中國城市化的發展。中國的城市化不僅對中國，甚至對世界都是一個巨大的機遇。首先，中國城市化是解決當前收入差距擴大，實現共同共同富裕最核心的手段。應該說，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路線在前三十年解決了一部分人富起來的問題，那么我們今后三十年最大的挑戰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而實現共同富裕最重要的一個措施就是城市化。因為貧富懸殊也好、收入差距也好，主要是兩部分群體，一是城市的中低收入群體，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第二就是農民。所以我們要通過城鎮化來解決農民進城和棚戶區居民居住問題，從而解決我們面臨的共同富裕問題。城鎮化的意義對中國來講，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和政治穩定的問題。
其次，城市化是解決中國經濟發展最核心要素之一，即人力資源供給最有效的手段，因為中國的城市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意味著超過1000萬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最后，城市化是中國建立內需體制的關鍵所在。如果我們能夠通過城市化建立中國的內需體制，那么中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就可以從一個依賴出口到依賴內需這樣一個增長方式。這對實現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具有重大的意義。
需要注意的是，在推進城市化的時候，不能僅注重“硬件”建設，還必須抓好“軟件”建設，尤其是文化建設，這也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面臨的一個極大挑戰。因為我們有超過半數的人長期處于農村這樣一個小農經濟的文化氛圍之中，要在這樣的文化基礎之上建立一種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家文化難度可想而知，所以我們必須建立新的城市文化。我認為，在建立新的城市文化當中，要特別強調以下幾點：
必須注重城市的法制文化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肯定是法制國家，一個現代化的城市必須具有強烈的法制文化。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政府首先要依法辦事。法制文化的核心是政府制法，企業守法，全民守法。
必須加強誠信文化建設。因為在一個法制的國家里面沒有誠信，這個法制就變成一個擺設，一個沒有辦法實現的夢想。這不僅是法制文化的基礎，也是商業文化的基礎。
必須建立開放的文化。我們的城市必須非常開放，首先是要對農民開放。這種開放的文化還表現在我們政府在制定自己的規劃，和實現自己政策目標當中也必須是開放的。我希望西市區和營口在做自己規劃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以行政區劃作為一個界限把自己封閉起來，搞一個孤立的所謂規劃。因為一個城市、一個區域不管它有多少資源，它不可能擁有所有的資源，即便它擁有所有的資源，它不可能擁有所有優質的資源，所以它必須學會分享、必須學會借鑒。
必須要建立和諧文化。這是法制文化、開放文化、誠信文化最終得到的一個結果。我衷心的希望，20年前希望看到的一個中國北方的新加坡能夠在營口建立起來。屆時，它不僅有強大的產業基地，而且有最開放的港口，最便利的交通。不僅有最發達的經濟，而且還有最健全的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