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經歷了快速、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帶來區域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農民工難以市民化、造城運動、房地產泡沫、人地失衡、職住失衡、大拆大建、城市病等諸多問題。
數據顯示,1978年至2017年間,中國城市化率年均提高超過1個百分點,2017年年底,中國城市化率達到58.5%,城鎮常住人口由1.7億人增加至8.1億人,城市數量由193個增加到660多個。
推動經濟
啟動內需應把城市化發展作為重點
“城市化是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徐林8月1日在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與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共同主辦的2018年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城市化高速發展使得城市人居環境得到極大改善,城市與城市間基礎設施實現跨越式發展,公共服務水平也得到大幅提升。
不僅如此,與城市化相關的市場化改革和管制放松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促進了城鄉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市場化配置,大大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和要素報酬水平;提高了農民人均收入,改善生活質量,為經濟發展注入動力。
城市化是當前中國擴大內需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結合點。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表示,正確的城市化政策既能擴大有效投資和消費需求,也能促進空間結構、經濟布局、人口分布的結構性改革。
在中國宏觀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對中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的背景下,“啟動內需應該把發展城市化作為重點”,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稱,從臨時性流動人口和就業人口轉化為常住人口,是啟動內需的必要保障。
但同時要尊重城市發展規律,避免短期基礎設施和政策供給行為。
多年來,中國特有制度推進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戶籍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政府對資源的調動能力等不同他國的特殊制度背景,造成中國多城市迅速進入表象的現代進程。“實際上,中國城鎮戶籍人口占比僅為42.35%,不能通過城市發展表象,來評價中國已經進入現代社會。”李鐵說。
在下一階段城市化發展過程中,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可能成為最大動力所在。目前政策鼓勵農業轉移人口回鄉創業, “在中國制造業競爭力下降的情況下,過早鼓勵農民工大量回鄉,從個人角度看,收入會減少,從國家角度看,社會生產效率會降低。”楊偉民分析,不恰當的鼓勵農業轉移人口回流農村,最終影響國家競爭力,還會帶來長遠的社會結構失衡的問題。
以人為本
通過可持續發展提高城市產效
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必須要有更好的以人為本的變革途徑。
世界銀行東亞與太平洋地區首席經濟學家Bert Hofman指出,未來將有3.5億人口居住在城區,應該以更有效的方法填充城市領域,中國很多城市區域目前閑置,未來能夠進行更密集型填充,提高城市產效最主要的方法是通過可持續發展目標來建設城市。
隨著城市人口增加,對土地空間、住房、就業、基礎設施、教育和醫療的需求也急劇增加。同時,人口和空間擴張加劇了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問題,氣候變化將增加城市應對自然災害的脆弱性,這些問題都將影響城市居民的幸福和福祉,也給全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2016年聯合國大會第七十屆會議通過《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呼吁各國為今后15年實現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和169個具體指標而努力,議程兼顧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發展三大方面。中國高度重視,將落實工作同執行“十三五”規劃工作緊密結合,在“十三五”規劃中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
“可持續的城市發展和管理對于人民生活質量至關重要。”徐林表示,因為城市承載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好的生活意味著更宜居的環境,更優質的公共服務,更方便的出行,更充足的就業,更和諧的社會,以及更美好的未來。
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彭森也指出,城市化和城市發展需要樹立和落實可持續發展理念,提高資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改善生態環境質量,增進社會包容和和諧等。
可持續發展應遵循城市化規律。楊偉民提出應把握七個方面:一、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結果,雖然城市化有助經濟增長,但不能本末倒置;二、城市化是就業與人口集中過程,不能依托高鐵站、飛機場來形成新城;三、城市用地與人口要匹配;四、城市是由不同職業人群構成,只要白領不要藍領將導致城市無法運行;五、用地結構要均衡,目前城市用地中居住用地太少,工業用地太多;六、職住要平衡;七、城市規模要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
除此之外,城市要集合低碳及韌性城市發展概念,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增強城市韌性能夠更好應對更高頻率、高強度的極端天氣事件。Bert Hofman提出,以土地基礎為主的融資式財政體系也需要得到轉變,改變土地一次性變現模型,讓城市得到更多土地融資,使得城市獲得多層面資源能夠供養得起農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