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尋找失蹤兒童”畫展是根源于我們的一個社會活動,我們早幾年發起了一個爭議很大的活動,就是去解救街頭流浪乞討的兒童,這個活動爭議很大,有些人認為我們不應該去做這個事情,但我一直認為我做對了。大家現在可以看到,中國有多少孩子已經回到了學校,多少孩子已經回到了家庭。當然有人可能馬上會反駁我,說他們在家里過得更苦。但是我告訴你,一個文明的社會是不應該有孩子在街頭乞討的。我們做了這么個活動,做這個活動之后又將很多失蹤的兒童找了回來。
《童年·山上的小學》80X100厘米2016年
《家門口》60X80厘米2016年
《留守·街角的兒童》60X80厘米2017年
《城鄉出租屋的媽媽和孩子》80X100厘米2016年
《成長在紅旗下》60X80厘米2017年
2012年六月份我做了一個“尋子之家”,我們租了一個地方讓這些丟失孩子的家長住下來,李月領是這里的志愿者,他幫助我們去接待這些家長。我一直講做人和做事兩個方面,為什么我們不惜一切代價支持李月領,因為我認為李月領做人是很有規矩的。
李月領和我們接觸了很久,他原來只是幫我們去做公益沒有一點別的想法。他每天開車到街頭,幫我們救助那些流浪的人。那一天我就到李月領的畫室,看到他畫的畫,他的畫每一個都是這種表現手法,我當時就說“李月領啊,我請求你幫我們做個事情,你能不能畫100個失蹤兒童,我們同時做100個錄像,我們再拍一個紀錄片,出一本報告文學,把失蹤兒童這個問題,作為一個更加社會化的話題。所以李月領就花了一年的時間做這個事情,他這一年基本上沒有做別的事情,把手機都關了,做完這個事情之后,這個畫展大家都看見了。我認為它達到了我的一個基本目的,就是使這個問題更加社會化、更加話題化。
我們不停地要向社會呼吁,這個社會還有一批孩子找不到家,還有一批父母找不到他們的孩子,我認為這是我所要呼吁的問題,而失蹤兒童這個問題對我而言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李月領這個畫展,我認為做人和做事是相統一的,從做事的方面說我認為李月領的畫讓我感到震撼的是,他的畫的表達方法,我認為比較適合于我這個主題。第二,我認為李月領能夠花一年的時間做出這個作品來是需要毅力的,他需要每天面對苦難,李月領每天拍那個片子的時候,看著片子去畫的時候,他自己說他每天心里都很難過,這是個很難做到的事情。我也見到過一些藝術家,他們有很大的理想,每天有很多的交往和很快樂的生活,但是李月領這一年是沒有快樂生活的,這是我知道的,因為我每天也是接觸這些人,他也要接觸這些人。所以在我看來,現代藝術可能是多元的,但是我認為對人的關懷是一致的,假如離開這一點我對那種藝術是不大去看的,如果沒有對人的關懷,沒有對社會最基本的倫理關懷,我認為很難有一個真正的大藝術家。
李月領不只是在做失蹤兒童的畫像,他可能想表達我們對今天社會的不安全感、不確定性。還有一個問題在于現代藝術的多元性、以及人性化的發展方向,在這個角度上藝術表達的綜合性可能也是個很重要的問題,我這次試圖做的就是多元式的表達,不只是畫展。你可能可以畫61個失蹤的兒童,但你不一定能找到61個失蹤兒童的家長。我們把每一個家長都做一個錄像,而且要求每個家長都到這里來講述他們的故事。而且我們拍了錄像,拍了電影,做了報告文學,還收集了大量的孩子失蹤之后,家長保存的孩子的物品。所以我認為藝術的表達走向綜合性,可能也是需要探討的。
我是搞社會學的,但是我認為一個綜合式的表達,能使我們整個展覽要表達的主題更有力量。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這個話題社會化。
藝術都是相通的,我們之所以能在一起,可能有一個基本的價值觀念,我們希望人性的自由,希望人性的安全,希望人性有歸屬感,我認為這點是最重要的。
(于建嶸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專家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教授、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法學博士)
《快樂的小伙伴》80X100厘米2018年
《捧著飯碗的女孩》50X60厘米2017年
《美好的童年》60X80厘米2017年
《給爺爺說個秘密》50X60厘米2018年
《伙伴》50X60厘米2018年
《農忙·背影》40X50厘米2018年
《課余時間》40X50厘米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