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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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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俊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
以往討論城鎮的模糊性，多言其機體三疊結構時空大尺度，機體復雜龐大，致使操作者只能管窺一斑，見木不見林，難以全面透徹把握總體；多言其繁密內涵和隱微運行，令操作者顧此失彼，捉襟見肘，甚至優劣顛倒，買櫝還珠。討論模糊屬性及其后果，固然包括眼界和認知不足帶來城鎮物質環境建設管理中百般漏洞缺損，坍陷、內澇、危樓、此起彼伏的群體上訪……這些固然都重要，都迫切。但是，當今模糊性題目下尤為重要的是源于有限人生眼界無法與跨時空人文過程相提并論，致使城鎮——作為人類進化的主要介質，作為人類繼生物進化資源將窮將盡終又柳暗花明創造出一系列象征符號組成的世界——繼承了人類的進化。這就是城鎮的主旨！而這樣的主旨卻長期模糊為人所不察。其深刻道理不僅市民未及普及，連中高級城鎮理論工作者同樣聞所未聞。數年前在某古都“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交流，說起這經典主旨，某博士茫然詫異，“您來談城市，怎說起宇宙大化？”莫名奇妙，憤然摔筆。博士不博，此一例也！這一幕頗具代表性。主旨迷離，大業豈能破題？今篇幅有限，重點說這核心內容。
當今城鎮規劃設計建設輾轉于衣食住行物質生存要素諸多壓力窮于應付，已不暇思考城鎮更深層含義和價值。這方面認知的突破要歸功于重溫古今圣賢論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孔子）“人是衡量一切的標準，衡量存在的事物及其所以然。也衡量不存在的事物及其所以不然。（希臘古賢Prograstus）“當代人文主義者大思想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則說，”從局部認識整體，那是科學。從整體把握它，那是藝術。”古今圣賢殊途同歸，說出同一意思：人,文明人類，才是理解和剖析城鎮奧秘的出發點和歸宿。城鎮這個主旨認知一旦迷離，城鎮萬般實踐必然徘徊歧路，百忙而不得其要。芒福德突破各專業局限，以人為核心從總體把握城鎮本質，對城鎮追根尋源，寫出文明人類與城鎮互為進步的人文互動機理。認為城鎮就是人性的外化，是人類繼生物進化之后找到的更高級的進化介質。因而指出，城鎮根本使命在于“馴化人類，陶冶人類”，在于“化力為形，化權能為文化，化有機的生物繁衍為社會創新，化腐朽為活靈靈的藝術形象。”（見《城市發展史》18章）因而大量寺廟、教堂、書院、圖書館、大學、博物館、文化館、影劇院等文化設施構成城鎮最本質要素，反對城鎮只講物質不顧文化的空殼化趨向。進而質問，“人類，若僅依靠技術和才智包打天下，無論動機多么真純，能夠充分實現人類全部需求和目的嗎？”（《技術發展與人文進步》，第366頁）。
模糊導致糊涂。風險性，二重性，緊隨其后。看不清方向和道路，必然充滿盲目和冒險。中國當今城鎮化，豈不也如此？城鎮的二重性，脫離進化視角，尤其脫離善惡兼備的二元論“人之初”，這二重性不僅說不清楚，甚至根本不成立。道理仍在以往所述人文互動雙螺旋結構。這雙螺旋運動可以正旋互為上升，從野性進化為人性；也可以倒轉互為下降，從人類文明退化為人間鬼域。前者進，后者退。一進一退，歷史上，國內外，屢見不鮮！城鎮二重性不是一目了然嗎？
之所以反復強調：道不遠人，人是衡量一切的標準。因為衡量城鎮化的核心標準是廣大居民人文素養，以及社會總體制度的優化。人文素養中最核心內容是價值觀：原則、方向、取舍！微觀看個人素養，宏觀看全社會糾錯機制。微觀看個人舉手投足之得體雅致，宏觀看全社會真善美標準的堅執。平素到處文雅舉止，關鍵時刻才不乏舍生取義。這標準對世界任何一個國度都適用。如此高于飲食男女的價值追求，從一開始就引領人類創造出城鎮生活模式，讓人類逐步脫離野性走向人性。如今呢？淡漠了，忽略了！
風險是模糊的邏輯結局：人工物質環境的風險尚屬可見可防可控的風險。不知不覺的風險才是真正風險。例如，教育理念失宜，人文素質低下；其后果則長期滯后，要等幾個世代后方才顯現。真正的風險更在于自以為是而剛愎自用。國內博物館建筑優雅如蘇州者，多而又多；內涵清晰系統如浙江省館者，則少而又少。反映出人文脈絡被忽略。如此城市文化殘損和虛置，其后果則永久潛藏在長文化運行過程中留給后代史家研究，發現當年重大失誤和嚴重后果。
城鎮長期發育和運行中僅展現出日常那些可見部分，而將其真正復雜的結構內容，包括結構性沖突，都深深隱匿。這就讓人很難把握人類活動與自然結構的互動，尤其在轉型社會前進過程中經歷積極活躍的結構發育期，人的認知愈加迷離。若無社會發育的結構換代概念，加之時間流逝增加歷史模糊性，丑態百出，世風日下，優秀雜志書刊遭整肅，不能出版或再版。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如此狀況是不能指望區分是非善惡前進倒退的。
可見，富有，仍距真文明尚遠。小康溫飽之類，早已不能揭示當今社會發育的現實課題。城鎮化指數日高，文化含量，文明濃度，日縮。尤因懼怕歷史封殺真相真知，“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將歷史坑塹掩蔽起來，會讓后人無法從挫折中長一智。當今大多數文化館、博物館、圖書館，即使還有也內容貧乏，缺乏思路，活動蕭條，概因這模糊性導致。文化機構的虛無，又繼續增添城鎮這種文化模糊性。長此以往，全社會的人文進步，人文素養，何從談起？
易中天教授把宗教藝術哲學出現，定為文明誕生之標準。其合理性在于這些要素分別代表真善美價值形態成熟，宣告人猿正式揖別。當今許多重大難題在其原有思維平臺上是找不到解決方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百般功勞，核心功勞在于提供新思維平臺。有了新思維，才有隨后改革開放的萬象更新。芒福德所說“真正的改革是價值觀的改變，是全社會首選物的更新”就包含這個含義。城鎮文化二重性、風險性，都嚴重存在。主旨模糊是致命的模糊。這種模糊讓城鎮喪失航海羅盤，讓廣大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喪失方向、原則和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