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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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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78年對外開放至今，中國已經走過了38年，并且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首次超過萬億美元大關。對外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有目共睹，同時，學界也在反思其帶來的問題。《城市化》雜志特邀中國人民大學校務委員、經濟學院教授顧海兵就這一熱點發表觀點。
顧海兵：中國人民大學校務委員、經濟學院教授
對中國對外開放過度、對內開放不足的判斷，源于我對國家經濟安全20多年的研究。我們知道，只要有國家存在，就必然存在國家利益，有國家利益就必然存在國家安全。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更多采取封閉的做法，也存在著想開放、人家未必開放的現實。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我國對外經濟交流逐漸發展起來。原來的國家安全指的是國家政治安全、國家軍事安全，漸漸地，國家經濟安全逐步上升到很重要的位置。在這個大背景下，我觀察發現，我們國家存在對外開放過度、對內開放不足。
講到對外開放過度，主要體現在我們對于外資、外企、外國人的超國民待遇。這種超國民待遇表現在方方面面。比如，國家工商總局對外企設有專門通道；城市招商引資對外企有各種優惠政策；國企等大企業審計基本上被國際四大審計事務所壟斷；開放之初，我們采取出口退稅促進對外貿易，但到今天，為什么外貿出口還要退稅？他們用的是誰的產品呢？同樣的產品，國內要收增值稅，出口就要退稅，而且一年退稅規模巨大，以萬億元計算。這意味著，這類外貿企業在中國的土地上基本不納稅。在一些地方，政府還要給這類企業補貼。我國與美國、日本不一樣，他們是以所得稅這一直接稅為主，我們是間接稅為主，增值稅在我國是大稅種。增值稅的減少直接對我國的公共服務、公共產品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另外，不納稅，憑什么給這些企業提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
我認為，對外貿易應該是有限度的對外貿易，不是外貿企業數量越多越好、規模越大越好。實際上，外貿是一把雙刃劍，外貿依存度應該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對外直接投資，總體上，我持否定態度，因為它與外貿有嚴格區別。對外直接投資意味著人要出去，錢要出去，這違背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概念。外貿是人不出去，物品出去。不久前，津巴布韋宣布一項政策，要所有的外企放棄50%的股份，只能持有49%的股份。這說明，一旦涉及國家利益，許多對外投資就會打水漂，而且還會受到一些政治方面的影響。同樣，進入中國的外資也是這樣，不是規模越大越好。并且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國家來說，不僅僅是一個大國，按照人口、土地、經濟等指標進行測算，我們可以說是一個巨國。一方面，國內市場很大，巨大需求沒有得到滿足，另一方面，我們卻在以低廉的價格養全世界。為什么非要搞那么大力度的開放呢？
說到對內開放不夠，主要體現在諸多的行業不讓內資進入。比如廣大的第三產業，學校、體育、醫院等等，存在種種限制。全世界普遍實行醫生獨立開辦私人診所，但我們仍然是大醫院。廣播、電視、電臺、報紙新聞行業等，鮮見民營企業。99%的金融機構都是國有，而且這些機構都有行政級別。可以說，100多個第三產業，在對內開放方面做得相當不夠，國進民退現象突出。對內開放就是對老百姓開放，近期發生的雷陽事件也反映出，打擊的就是一些小店，對做小買賣的就不能網開一面嗎？再比如黑車，北京正規的黑車有7萬輛，不正規的有20萬輛，怎么打？打得盡嗎？這些都是對內不開放的表現，還是在延續過去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還有就是，老百姓反映問題總是遇到部門“踢皮球”，原因在于政府沒有監督。因此，推動改革必須是政府，只有監督政府才能推動，關鍵是做好權力制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