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有兩件事:一是美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二是中國的城市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斯蒂格利茨說。
溫家寶總理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十二五”時期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城鎮化率從47.5%提高到51.5%”。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現在出現的‘城市化’和‘城鎮化’兩種說法,其實在英文中都是一個詞(Urbanization)。沒必要對這兩個名詞做過度解讀,關鍵是明確城鎮化的內涵是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移動的過程。”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中國發展報告2010》指出,“城市化的完整含義應該是農業人口轉為非農人口,讓進城就業的農民在城市定居,并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一切。”進城農民不應該是身份上屬于農民,職業上屬于工人,也不應該是地域上屬于城鎮,職業上還是農民,更不應該是大規模、長期化、一代接一代的流動就業。
全國政協委員、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說:“中國城市化進程如果不能解決農民工的問題,這個城市化就是一個偽命題,是做不好的。”
“如何讓農民真正市民化”、“中國的城市化應遵循怎樣的發展路線”成為此次兩會代表、委員和學者專家熱議的話題。
嘉賓
傅軍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新華聯集團董事局主席兼總裁
王健林 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
蔡繼明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常委、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李成貴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
潘建成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
樊綱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城鎮化不是大城市化
王健林:中國的城鎮化是目前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城鎮化,“十一五”期間城鎮化已經到了46.6%,規模是巨大的,成績也非常大。但還存在最主要的三個問題:一是在空間布局上還是混亂無序的,亂建、亂蓋,規劃落后等等。二是內容,文化、配套設施、體育設施不夠,只注重修道路、修房子;三是還沒有解決在城市里常住的一些人,比如農民工的問題。
現在有上百個城市提出要建國際性大城市,有很多城市提出要建中國的“中心城市”,可能這種城市化布局就有問題,中國是容納不了這么多中心城市、國際性大城市的。所以,中國城市化進程,從國家來講,包括各個省,首先要有一個合理的空間布局規劃。城鎮化不是大城市化,不是北京、上海、武漢這些城市再做大,這些城市再做大可能在資源上很困難,受資源制約,主要是中小城市的發展,中國的城鎮化可能是今后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的發動機。
“十二五”期間,除了提高城鎮化率以外,最重要的是提高城鎮化運行的質量,使城鎮化的進程和民生水平提高,讓就業、文化、醫療配套相結合,使城鎮化的成果惠及農民工,使他們真正成為市民。
潘建成:我們的城鎮化率現在基本以每年1%的速度增長,估計還有20年會增長達到70%,此后的速度會放緩。在城鎮化過程中,要避免出現拉美國家歷史上所有人都向大城市擁擠的狀況,導致大城市“貧民窟”、大城市病的出現。再者要避免出現每個村、每個鎮都出現城市化的開發,這樣不利于人口的適度集中,規模效應難以發揮,我認為發展縣城比較合適,城鎮化發展要注意這兩端的平衡。
淡化“戶籍貴族”,強調“常住人口”
蔡繼明:制約著城鎮化發展的一個嚴重障礙還是戶口問題。戶口背后所包含的,或者說它隱藏著很多含金量,這里面有就業、住房保障、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等,所有這些制度如果不改革,戶籍制度是不可能取消的,即使表面上給你一個戶口,它也是內外有別,比如藍印的、紅印的,什么年代進來的,也要給你一個區分。提高城鎮化進程的質量,不僅是讓進城務工的農民,還包括從不同的城市進入到大中城市的居民,都能夠享受到當地原居民同等的待遇。
樊綱:“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就是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這是城鎮化的核心。我們經常用一個詞,叫“戶籍貴族”,即擁有戶籍的居民在當地享受的公共服務是很高水平的。而按照現在的“戶籍貴族”的辦法來實行農民工市民化太慢了,何況拿有限的財力讓一個一個的農民工都有了城市戶籍,并給他們提供那么高的福利是做不到的。所以要加強常住人口的概念,采用雙軌制,戶籍繼續供給,但是新的財力集中到新的常住人口上,首先提供基本保障,然后逐步擴大、逐步增加。雖然沒有一步到位走到“戶籍貴族”的水平,但應使農民工們慢慢覺得這個城市也是他們的城市,可以有一些公共服務品能夠提供給他們,使他們在城市里一代一代地住下來。
尊重農民意愿是底線
傅軍: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大量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將產生巨大的住房需求。然而近年來地價和房價的過快上漲一方面抬高了城鎮化建設的成本;另一方面使農民工無力在城鎮定居,導致“土地城鎮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鎮化”速度,難以實現真正的城鎮化。國家在抑制商品房價格過快增長的同時,要進一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力度,為農村人口和貧困人口的城鎮化提供住房保障。
蔡繼明:這些年來我國城市化空間擴展的速度遠遠超過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但這種城市化道路受到18億畝耕地紅線的限制,因此,城市里各個地方都在大拆大建,有的提出“三年大拆大建大變樣”,目的就是在原有的土地進行拆遷,騰出新的土地用于商業開發。而農村也出現了拆舊村建新村,舊村改造,一些農民“被上樓”的情況。農民進城或者留鄉應該是自愿的,愿意“上樓”,還是愿意住自己的平房,應該照顧他自己的意愿。另外,隨著大量人口進城,許多地方的新農村建設沒有立足于長遠發展,出現了空殼村、空殼鎮。因此,對農民“上樓”問題還是應該慎重一些。
李成貴:要理性地看到,在合理科學規劃下,有序地推進農民的集中居住是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比如,有的自然村莊很小,二三十戶人家,甚至在半山腰,這樣的村莊搞基礎設施建設,比如修一條道路來供水、供氣、供電,成本過高。適當地集中,而且集中以后還可以節約出寶貴的土地,因此不能簡單否定拆村并居。當然,有些地方在這個過程中有些激進也是錯誤的。究其原因,主要還是盯著農民的土地,即宅基地和村莊建設用地。
拆村并點建立新型農村社區要本著幾條原則:一是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讓農民選擇,尊重農民意愿是底線;二是要搞好規劃,要體現科學發展,要有一個理性、平和、從容的心態;三是拆遷并居征地出來的土地歸農民,土地所得的絕大部分收入也歸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