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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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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局不努力，順豐就替它努力；通訊行業不努力，微信就替它努力；銀行不努力，支付寶就替它努力；出租車不努力，滴滴、快的就替它努力；……”互聯網已經跳出一個行業范疇，當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卷入到最蔚為壯觀的變革熱潮中，與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度融合，“互聯網+”時代就翩然而至了，“互聯網+”就成為一種推動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的新趨勢、新方法。在《互聯網+方法革命》中，德勤全球研發中心主管威廉·D·艾格斯、加拿大行政管理研究所創始人保羅·麥柯米倫所揭示的即是企業、NGO與政府如何在“互聯網+”時代聯手，如何借助影響力資本、顛覆性科技和規模化市場經驗模式，來解決社會問題和環境問題。
“互聯網+”已經站在“風口”上，“互聯網+”這一新興產業模式是“國家戰略”。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現在人類已經進入互聯網時代這樣一個歷史階段，這是一個世界潮流，而且這個互聯網時代對人類的生活、生產、生產力的發展都具有很大的進步推動作用。”日前，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的《“互聯網+”行動指導意見》明確要推進“互聯網+”，促進創業創新、協同制造、現代農業、智慧能源、普惠金融、公共服務、高效物流、電子商務、便捷交通、綠色生態、人工智能等若干能形成新產業模式的重點領域發展目標任務，并確定了相關支持措施。如果用之得當，“互聯網+”將形成更廣泛的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和創新要素的經濟社會發展新形態。
方法革命與“互聯網+”的內涵是一致的，既是一場新的技術革命，也是一種解決社會疑難雜癥的新思路。它能夠把政府的各種各樣的工作流和社會中面向市民各種服務的工作流整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工作流，產生新的“互聯網+”的應用——通過對各種數據的監測來指導農產品的科學種植生產，形成農產品可溯源系統，保障食品安全；借助云視頻技術，可以預約三甲醫院的名醫在線問診，終結在醫院看病排隊等候時間長、問診時間短的尷尬現狀，等等。在這種趨勢下，各行業仿佛加了一雙“互聯網”的翅膀，在“風口”上順勢而“飛”。
“互聯網+”是人們獲得新認知、創造新價值的源泉；還是改變市場、組織機構，以及政府與公民關系的方法（舍恩伯格）。正如習近平主席在參觀考察騰訊公司時所指出，“我看到你們做的工作都是很重要的，比如在這樣的海量信息中，你們占有了最充分的數據，然后可以做出最客觀、精準的分析。這方面對政府提供的建議是很有價值的。”作為一種方法論，“互聯網+”與需要革除的舊習針鋒相對。繁復的審批，以及各級政府、各個部門的“各自為政”，一度是政府證明“存在感”的最好方式。但是，習慣于“我說了算”的政府管理模式越來越“不合時宜”。“互聯網+”為政府改革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方向。“互聯網+”下的方法革命，考驗的不僅是政府的胸懷，更指向政府管理各類市場、社會主體的能力和水平。
“互聯網+”中的“+”不是一種簡單的附加，“互聯網+”的變革早已超越技術范疇，指向社會治理方式，尤其是要顛覆傳統的政府管理服務方式。站在“互聯網+”的時代風口上，“要以星星為目標，那樣的話，即使掉下來，你還能落到樹梢上”（法齊婭·庫菲）。在“互聯網+”的新常態下，經濟要繼續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要在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目標，還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動力就只能是靠創新，就只能進行“方法革命”。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模式——“方法經濟”是打破陳舊商業模式、服務和思維的金鑰匙。在《互聯網+方法革命》中，艾格斯和麥柯米倫列舉了幾十個來自全球的案例，生動描述了方法經濟帶來的顛覆性方法革命是如何解決社會問題、創造社會價值的。
一個時代已經過去，新的“互聯網+”時代已經到來。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提出的“互聯網+”，實際上不僅僅指知識社會“創新2.0”背景下互聯網的形態演進，更深蘊著推動中國實體經濟朝著更加智能、更為創新方向發展的內在邏輯。正因此，“互聯網+”下的方法革命對于企業、對于政府互聯網化的轉型尤其重要，正如《三體》中所說：無知和弱小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才是——輕視危機，才是最大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