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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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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華：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城市可持續發展專委會專家顧問
我的老家在湖北枝江，在兒時的記憶中，城市是遙遠的；三公里外有一個鎮子，石板街，木板房，還有一個擺著條凳的電影院；農村赤腳醫生合作醫療、村子里露天放電影。那時對于城鄉的概念大抵就是如此。
由于我國的戶籍藩籬造成了城鄉社會保障的鴻溝，城市成為很多人向往的地方。常常聽老人們說：“有錢人住街角，無錢人鄉下落?！贝朔挼莱隽顺鞘泻袜l村的差別，城市被認為是富有的象征，農村是貧窮和落后的體現。
盡管我出生并生活在農村，但自己印象中的農村并不盡然。農村雖然條件比較差，但活動的空間比較廣。由于生長在長江邊，兒時的我可以和小伙伴盡情地到河里玩耍、釣魚。這是城里生活的孩子所體會不到的。
伴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城市的認知逐漸加深。特別是讀初中以后，視野開闊了，一些“非農業”的城市籍同學或到過城市里的農村同學，津津樂道城里的道路是柏油馬路，還有公共汽車，更不敢想象的是，城里還有飛機場！同時，城里除了有上下水等硬件設施，還有比較好的社會服務，比如學校、醫院、商場、圖書館等，這些都是農村所沒有的。那時的我明顯感覺到城市的優越性，人要發展就需要進城。
1975年，我高中畢業。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由于不能考大學，我選擇了去當兵。當時我住在城市里，總感覺到街道擁擠、空間狹窄，不僅沒有農村的自然生態環境，也不像在農村生活那樣自由。到后來考上大學、參加工作，在大城市里生活，我對于城鄉的概念依舊是模糊的，甚至是矛盾的：一方面城市很美好，因為城市有提升人們生活品質所必需的硬件和軟件設施，是一個交通樞紐、信息集散地，其功能遠遠比農村要多很多，但另一方面城市還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我心中一直在想：城市和鄉村都需要改變，但究竟該怎么改變，我當時并不能夠說清楚。這種困惑一直縈繞著我。
1988年，我有幸進入劍橋大學讀博士，在國外我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城市規劃和建設特別到位，秩序井然。城市生活比較高效，交通很方便，去商店、醫院等都特別便利。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除了有歷史、有文化，建筑也有各自的風格。而且，城鄉間幾乎沒有差別。以我就讀的大學所在地為例，它是一個鄉村小鎮，保存著完好的古老建筑，有大量古舊民居，然而老百姓用的是煤氣管道、有上下水、現代的家用電器齊全，讓人感覺在農村里生活比城市還要好。
在歐洲生活八年后回到國內，對比城市化進程中國內外的強烈差距，我有了別樣的感受。對于城鄉究竟該如何改變的疑惑，冥冥中我似乎有了答案。
“先治坡、后治窩”，這是新中國建立后經濟社會發展所遵循的一句口號。治坡，就是發展生產，講的是經濟增長；治窩，就是蓋房子，強調的是公共服務和居住條件。在這一理念的指引下，我們看到，大慶的工人住的是“干打壘”，攀枝花的工人住的是工棚。由此不難看出，我國城市發展的特點：不是先解決生活，而是先抓生產，至于生活就置之不管了。以至于后來我們推進城市化進程也是如此。工業化搞一個工業園區，只準建廠房，不建居住區、商業設施，不關注老百姓的民生。
我們城市建設的速度快、質量差。我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把一條路修好、把一棟樓蓋好，但是路還沒修好就壞了，樓還沒建好就垮了。我們的樓看著都很光鮮，但過不了多長時日就變成垃圾了。而在國外，雖然速度慢，但質量是百年大計，很多樓動輒幾百年歷史。
我們的城市很注重形象、注重地上，對室內和地下卻關注不多。我們的地下管網常常是支離破碎的、凌亂的，不成系統，甚至滿足不了需要，動不動就是這兒的管道破裂，那兒的線路老化；而歐美很注重地下，在地面幾乎看不到任何痕跡和問題。
我們城市的公共服務設施很不便捷，就醫、小孩上學、購物、交通都不方便，有時辦一件事需要跑好幾個地方。
另外，我們城市建設的大手筆讓人震撼。像我們的寬馬路、六車道、八車道、隔離帶，在其他國際大都市都很少見，更不用說大廣場、超大住宅區、超大園區了。
除了正視城市的這些問題，我們城鄉之間的差距，也是我正在親歷的城市化進程中一個亟待破解的問題。我們的城市化不光只有城市，也不能遺忘了農村。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農村，也需要讓生活更美好。農村應該讓人們更向往，才有可能使我們的城鄉社會均衡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