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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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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人口”是指遷入非戶籍所在地的暫住或常住人口。像世界上很多地區一樣，外來人口在中國成為社會沖突的重要誘因之一。據中國法制網發布的《2012年群體性事件研究報告》，流動人口參與了當年17.8%的群體性事件。這些事件不僅發生在本地居民與流動人口之間，也發生在不同群體的流動人口之間。有論者擔心，隨著農村人口繼續涌入中國城市，并從流動轉向移居狀態，這一群體將構成潛在的政治不穩定因素，甚至導致大規模的社會沖突，就像近年來歐美國家的族群對抗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危機。
城市化與社會運動
最近幾年，出于以下三個因素的考慮，筆者時常擔心流動人口將引發一場全國范圍的社會運動。首先是中國社會的急速變遷。據渣打銀行駐華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測算，一個當代人在中國過一年相當于在美國過四年。作為社會變遷的重頭戲，城市化容易引發各階層的重組、分化和對抗，從而導致劇烈的政治沖突。在城市化過程中，移民工人逐漸構成了一個獨特群體，他們人數眾多，集中在經濟活躍地區，社會變遷導致的失范和失序現象在這一群體中更為普遍。美國學者亨廷頓在其著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強調：“經濟迅速增長將推動跨地區的人口遷移，促使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從而破壞傳統的社會結構，并導致疏離感和極端主義。”
其次是制度化的不足和自組織的缺失。社會變遷是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必要條件，只有當它不能被現有體制及時消化時，才有可能產生社會動蕩。近年來，聲稱中國社會“斷裂”與“潰敗”的警世之聲不絕于耳，而流動人口正是城市中最為邊緣化和不受保護的弱勢群體。中國尚在發育的公民社會既不足以為流動人口提供充分的社會支持，也不能夠在他們中間組織起一批強大的移民團體。一旦出現經濟衰退或社會危機，脆弱的流動人口似乎會首先承受不住沖擊。
最后是爭取公民權利的價值和話語。流動人口問題涉及平等和自由兩大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左派和右派知識分子都為他們爭取公民權利提供了話語資源。即使訴諸官方話語，中央政府也多次要求地方部門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以改善農民工待遇。關于跨國貿易和血汗工廠之類的爭論，更是讓流動人口成為全球語境下的公共問題。文化程度較高的新生代農民工似乎更有可能利用這些話語資源。
社會學家趙鼎新曾探討過社會運動的三大要素——變遷、結構和話語。從這三個角度分析，中國的流動人口問題都有可能引發一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然而它卻沒有發生。富士康員工跳樓式的個體悲劇和農民工討薪的抗爭事件雖然接連不斷，但我們并沒有看到任何事件堪比美國60年代的“平權運動”，或是類似2012年中國數十城市舉行的“反日游行”。有人也許會簡單地歸因于領導力不足——中國的確尚未出現馬丁路德·金式的民權領袖，或者一旦出現便受到有效打壓。可我懷疑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流動人口的多元結構與社會心理。
他們比你想象的要復雜
從2010年開始，原國家人口計生委開展了全國范圍的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每年發布年度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4年11月最新發布的報告指出，全國流動人口在2013年末達到2.45億，超過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在很多國人的想象中，流動人口的形象有著較為單一的面孔，他們或是北京街邊賣燒餅的小伙子，或是上海有錢人家里的小保姆，或是深圳某條流水線上的打工妹，又或是重慶一座建筑工地上的包工頭。其實這個群體除了沒有當地戶口，在很多方面均有較大差異。
根據衛計委2013年的調查數據，就年齡分布來說，中國流動人口的中位數約為33歲，西部地區甚至高達35歲。這意味著有一半流動人口已經屬于中老年人口，不能再以青壯年勞動力看待了。就家庭形態來看，有四分之三的流動人口已經結婚。流動人口分布在多種業態中，其中從事商業和服務業的人員各占35%左右，從事制造業和運輸業的人員約占20%左右。只有一半多一點(54.5%)的流動人口屬于打工一族(企業雇員)，他們中有一成是雇主，還有三成是自營勞動者，即通常說的個體戶。
有些社會分層的研究者傾向于將流動人口視為一個固定階層，事實上這一群體分布在從上到下的各個階層。近十分之一的流動人口擁有中專或中專以上文憑，他們大都從事專業技術工作，或就職于國家企事業單位，這在東部地區更為明顯。農民工常常被用作流動人口的同義語，其實有兩成的流動人口擁有非農業戶口，即城鎮戶口。這些人從一個城市遷往另一個城市，而沒有將戶口遷入所在地。據我所知，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就有不少白領將戶口存放在家鄉或其他城市。
在當今中國，經濟收入恐怕最能體現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就這一指標而言，流動人口內部也存在著較大差別。全國流動人口月收入的中位數為3000元，也就是說，他們中一半人收入在3000元以上，一半在這之下。作為衡量貧富分化的指標，流動人口收入的標準差高達2400元。收入最高的一成人口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而收入最低的一成在1500元以下。有1%的流動人口月收入在12000元以上。33歲以下的流動人口收入稍低一些，但總體分布與此類似。顯然，我們不宜將他們看作一個經濟狀況近似的社會階層。
流動人口的收入水平可轉化為怎樣的生活水平?零點研究咨詢集團曾在2011年訪問過北京等五大城市的840名農民工。調查發現，受訪者的生活水平呈中間寬兩頭高的紡錘形，一半人略有節余，近四成剛夠維持生活，只有5%左右的人生活困難或富裕。如果我們將新生代農民工定義為30歲以下的進城務工者，他們的生活水平與整體狀況基本一致。
近年來，“社會融合”成為流動人口研究領域的熱門話題。很多學者認為，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合包括經濟整合、文化接納、行為適應和身份認同，是從經濟融合走向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的遞進過程。但很多相關研究悲觀地發現，農民工的社會融合程度很低，與當地市民處在相對隔離狀態，政府也缺乏對這一群體的制度性支持。流動人口缺乏認同感和歸屬感，成片居住現象普遍，存在著爆發社會沖突的隱患。這些學者大都從城里人的角度看待流動人口，而很少關注他們是怎樣看待自身的。
漂泊者們的自我認知
流動人口的工作條件和勞動時長久為人所詬病。衛計委的調查數據顯示，農民工的日均工作時間在九至十小時;零點集團的研究報告表明，四成進城務工者平均一年至少換一次工作，7.4%的人一年至少換三次工作。在勞動時間長和職位不穩定的情況下，有四成的農民工對自己目前的工作感到滿意，三成受訪者回答“一般”，另有28.8%的人感到不滿意。零點調查還發現，53.6%的農民對自己的勞動回報不滿意，他們表示“回報少，付出多”;另有41.2%的人表示自己的回報與付出完全匹配。不滿者主要集中在低收入人群和建筑工人中。與總體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并沒有對自己工作感到特別不滿。
社會保障的低覆蓋率是流動人口未能完全融入城市的重要制度性特征。衛計委的數據顯示，八成左右的流動人口沒有參加城鎮養老、醫療和工傷保險，盡管東部省份的覆蓋率相對較高。零點集團所調查的五大城市明顯高出全國平均水平，但最高的醫保覆蓋率也僅有37%。流動人口這一稱謂不僅是指人口學意義上的遷移狀態，更意味著社會學意義上的城市身份。超過三分之一的流動人口在移入城市生活了五年以上，約七分之一生活了十年以上。由于沒有當地戶口，這些定居者仍然被視為“流動”人口，不能享受子女教育和住房補貼等社會福利。
一些評論者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正在從“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他們進入城市不僅為了獲得更高收入，也對更高的社會地位抱有期待。而付出與回報不對等，社會保障覆蓋不到位，又被戶籍制度排斥在外，這一群體因此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并抱怨向上流動受到阻礙。但迄今為止，我們沒有看到針對相關政策的大規模抗議活動發生。依筆者之見，這與流動人口的人生觀和參照群體有很大關系。
零點集團調查發現，近六成(58%)的進城務工者認為，若想留在打工的城市，個人奮斗是最重要的因素。不到兩成(17.5%)的人認為國家政策最重要，還有7.6%的人認為所在城市的政策最重要。新生代農民工更相信個人奮斗，他們中將近三分之二的人持有這一觀點，認為國家政策和地方政策最重要的人只有11.5%和6.8%。相較而言，4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認為國家政策最重要的比例達到百分之二三十。教育程度越高，農民工就越相信依靠個人奮斗可以留在城市。
此外，進城務工者認為代表自己落腳城市的成功標志主要是工作(60.1%)和住房(55%)，將擁有所在地戶口和參加當地社保視為落腳標志的受訪者只有15.4%和9.4%。新生代農民工的看法與總體類似，但較不看重住房(48%)。同時，教育程度越高，對戶籍的重視程度也越低，在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受訪者中，有20.2%的人認為擁有當地戶口是成功落腳的象征;而在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人中，僅有12.5%的人持有這一觀點。
此外，盡管生活在城市，大多數(67.9%)的進城務工者依然將自己的身份界定為“農村人”，僅15.6%的人自認為是“城里人”，另有相同比例的人身份定位模糊，認為自己“既不是城里人，又不是農村人”。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是城里人的比例稍高(18.1%)，但與中老年流動人口相比，差異并不顯著。這一身份認同當然說明農民工在心理上還沒有融入城市，可也意味他們更愿意同農村的留守人口比較。對比這一參照群體而產生的優越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農民工的相對剝奪感。
城鎮化改革的政治維度
阿拉伯世界過去半個世紀經歷了快速的城市化和社會發展。從1970年到2010年，該地區的城市人口比例從30%上升到50%。就聯合國發布的“人類發展指數”來看，在1990年以后的二十年間，這一指標在埃及增長了28%，在突尼斯增長了30%。中國在同一時期也經歷了類似的急劇變化，并且同樣面對著高校擴招和青年失業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然而，中國并沒有因此爆發“molihua革命”之類的大規模社會運動。除了政府采取的維穩措施，流動人口的多元構成和身份認同也決定著他們的政治行為。
從年齡、行業、教育程度、就業身份和收入水平等基本層面觀察，中國的流動人口表現出多元的生存狀態和經濟地位，這意味著他們不屬于單一的社會階層，其中每個群體都具有各自獨立的利益訴求。即使都遭遇了戶籍制度的身份排斥，但只有少數人認為獲得當地戶口是落腳城市的重要象征。“流動人口”這一標簽或許讓外來移民產生某種程度的疏離感，卻不足以使他們產生強烈的群體意識，從而為爭取共同權益集聚起來，這與美國民權運動中有色人種的政治認同迥然相異。因此，目前涉及流動人口的群體性事件大多以地緣和業緣為組織，不太可能發展成跨越地域和階層的普遍性政治議題。
此外，大多數農民工還將自己視為農村人，他們在進城后很可能不會比照城市人口，認為自己也應享有相當的社會福利。比起老一輩人，新生代農民工的權利意識有所增強，可差別也不是很大。他們更相信依靠自我奮斗，而不是政府安排，才能最終融入城市。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較高的流動人口中對戶口和社會保障并不重視，在各地選擇性的準入政策下，也比較容易獲得當地戶籍。而真正需要戶口和依賴社保的低收入群體，又缺乏必要的社會資源為自己爭取權益。流動人口，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對未來中國政治穩定的影響或許被高估了。
大規模社會運動沒有在流動人口中爆發，并不意味這一群體中不存在社會問題。據零點集團調查數據，64.7%的進城經營者都曾遭遇侵害權益行為，集中表現為“被亂收費”(44.6%)和“被亂罰款”(33.2%)。普通打工者群體遭遇權益侵害的比例更高(68.8%)，突出問題包括“沒有合同”(37.5%)、“拖欠工資”(29.9%)和“用工過度”(23.8%)。面對侵害權益的行為，60%的打工者選擇了隱忍或“找朋友疏解”，16%的人嘗試通過法律解決，還有10.7%向政府部門尋求幫助，但僅有2.1%表示會采取報復手段以發泄不滿。
我們可以推想，當流動人口的權益受到嚴重損害，而制度化的渠道又不能解決問題，相關的群體性事件就會持續發生。在他們的城市身份意識還不敏感，集體行動也不能被充分動員之前，政府應當利用當前的時間機遇，著力提供更多平等的向上流動空間，以避免出現更大規模的社會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