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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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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國務院去年7月30日正式印發《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已經一年多了，戶籍改革還面臨什么樣的阻力？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上周一項調查顯示，最大阻力在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大城市病難以解決(52.7%)，其次是地方政府缺乏改革魄力(36.4%)，第三是相關政府部門執行力度不夠(35.2%)。(11月2日《中國青年報》)
戶籍制度改革不僅涉及數以億計龐大人群的大遷徙，也關系到城鄉兩個群體的利益分配與調整，實際操作過程中遇到一些困難、出現一些反復，并不難理解。而在推進過程中，地方政府有求穩的訴求也很正常。但如果一味得過且過、能拖就拖、被動應付，甚至無所作為，延續以往的慣性思維，顯然會錯失改革的最佳時期，使得問題越積越多，直至走向改革的反面。
籠統地看，目前各地戶籍改革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利益調整上的缺乏創新、踟躕不前，具體而言，則主要體現在城鄉一進一出的不平衡、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畏難以及財政投入的謹慎等方面。
其一，此番戶籍改革意見出臺之前，很多地方特別是一些大城市普遍擔心放開之后，農民蜂擁進城，城市不堪重負，而現在，則又疊加了流出地政府擔心人口凈流出對于地方消費的影響。雙重疊加的結果，只能是各項措施難以落實，農民進城難、進城農民生存難，變得日益突出。這就使得人口的自由遷徙依然停留在紙面，成為一種懸置的權利。
而這背后，則暴露出一些地方在人口資源認識上存在的誤區。一方面是管制高于服務的權力意識依然很濃厚，不愿意轉變觀念，真正從管制走向服務；另一方面則是在人口管理上缺乏前瞻性，視野狹窄，沒有將人口管理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格局中統籌謀劃。其實，在人口問題上，從來不存在單純利好與負擔的概念，而應該辯證地看，從發展的視野看。利好和負擔，關鍵在于認識創新。
其二，城市化的關鍵不在于簡單的身份轉換，而在于公民能不能享受普遍的公共服務。也即，無論在鄉還是進城，公民有權利享受有尊嚴的生活，政府也有義務提供普遍的醫療、社保、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服務，這是必須負擔的改革成本。以往那種只拿走農民土地并將農民轉為市民的做法，只是一種粗放、甚至是掠奪式的城市化，不僅不可能實現權利平等，也不會為城市發展提供預想的助力。
還有，在公共財政的投入上，地方政府有必要從以往過于看重基礎建設逐步向人的建設方向轉變。這其中，就包括統一城鄉戶口登記管理、建設居住證制度、建設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等，這些基礎的建設或許短期內很難看到成效，但其效益顯然是長期的。財政應該拿出錢來，即便是不設立專門的政府基金，也應該在未來的十三五計劃中有明確的體現。
說到底，人口流動會帶來全方位的治理改變，因此，戶籍制度改革的成敗，取決于各級政府的決心與執行力，取決于公共政策是不是真正從底層民眾出發，取決于頂層設計與地方創新的契合程度。如果總是有畏難情緒，不去主動觸及、推動這項改革，甚至以種種奇奇怪怪的理由擱置之，必將加劇問題，一旦出現大批游離于城鄉制度體系之外的民眾，既進不了城也回不了鄉，就更難于解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