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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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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是一位在云南昆明創業的漢川籍老板。2013年，看到昆明當地的農業產業化項目不錯，思鄉已久的老袁帶著部分家當回到湖北漢川老家，他租了1萬多畝荒地，投資6000多萬元做起了現代設施農業，用現代化技術種植菜苗、溫室蔬菜。
“還是家鄉的這一片山水好啊！”回到家鄉的兩年后，老袁感慨道。事實也是如此，老袁的企業既促進了土地規模化經營，又增加了家鄉人的就業和收入。”
老袁回鄉創業是漢川就地城鎮化建設的一個縮影，當地政府為了吸引優秀的企業家回鄉創業，推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效果也十分明顯。
“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這是國家對于建設“美麗中國”的工作部署，也是老百姓對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憧憬。
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末，我國城鎮常住人口74916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萬人，城鎮化率達到54.77%，標志著“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提出的“城市化率提高4個百分點，城鄉區域發展的協調性進一步增強”目標提前實現。
農民“足不出戶”過上城里人的日子
所謂就地就近城鎮化就是：農村人口不再一味地向大中城市遷移，而是依托中心村和小城鎮，或把散落的農村居民點適時適度聚集發展為新社區，并逐漸成長轉化為新城鎮，就地就近實現非農就業化和市民化的城鎮化模式。
就地就近城鎮化益處良多：通過土地置換和土地整理的綜合方式引導農民集聚，建立眾多適宜人居的村鎮，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完善農村基礎設施、發展農村社會事業，從而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并減輕大城市的壓力，防治“城市病”。
同時，就地就近城鎮化還可以減少大規模異地流動的社會代價，減輕農民外出務工成本，可以讓農民與家人生活在一起，解決“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可以說，這是當前社會代價最小、市民幸福感最好的城鎮化方式。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增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人口集聚功能。從2014年一號文件發布開始，中央也一直要求：鼓勵各地從實際出發制定相關政策，解決好轄區內農業轉移人口在本地城鎮的落戶問題。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更是給出了具體建議：完善設市標準，實行特大鎮擴權增能試點，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規模，提升地級市、縣城和中心鎮產業和人口承載能力，方便農民就近城鎮化。
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好了，基礎設施好了，產業集聚了，服務業也發展了，吸納就業的容量就大了，便會更有利于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
就地就近城鎮化在全國各地展開
就地就近城鎮化，作為新型城鎮化的重要方向，造福當地百姓的重要方式，各地也正積極探索適合本地的發展模式。
在山東德州，兩區同建（農村居住社區和產業園區同步建設）在全國率先探索出了一套傳統農區就地就近吸納農業轉移人口的縣域城鎮化路徑，這一做法兩次得到李克強總理的批示。兩區同建讓更多農民實現了就近就地城鎮化，改善了居住環境、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同時，加快了農村二三產業發展，也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提供了有利契機。
截至目前，德州市借助“兩區同建”已累計建成和在建農村社區378個，入住農戶30萬戶，建成了876個農村產業園區，30萬農民就地、就近就業有了保障。有效盤活了農村閑置、低效利用土地，加速了全市城鎮化進程。
在湖北高陵，有20%的農村居民在縣城經商，早就不從事農業生產，東樊村也是如此。通過增減掛鉤，讓這部分居民可以通過宅基地的置換在縣城周邊得到住房，既盤活了農村宅基地資源，減輕了農民的購房壓力，同時又激發了農民到縣城集中安置的動力。
目前，除東樊村的59戶居民外，還有何村等其他2個村的100多戶農民也到縣城居住，進城總人數接近1000人。
在湖南資興，2012年開始，資興實施了“一戶一產業工人”培養工程，計劃用３年時間為當地新增勞動力、下崗失業、自由擇業的每個家庭，免費培養一名產業工人，培養１到２項就業技能和致富本領，讓已從業者技能得到提升，讓下崗失業者實現再就業，使其都有一技之長，在社會上能夠謀一生之地。
3年間，資興大量返鄉農民工積極參加培養工程，掌握了一項實用技能后，在家門口就業創業的愿望更強了，2014年約有8000人返鄉就業， 4500多人返鄉創業及發展個體產業。
今年9月，國家發改委等11部委在系統內部聯合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方案》，江蘇、安徽兩省和寧波等62個城市(鎮)被列為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地區。其中，大部分試點城市都把推進就地就近城鎮化作為重要工作。
以公布的《哈爾濱市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工作方案要點》為例，到 2020 年，哈爾濱的現代農業綜合配套改革和新型城鎮化將全面深化，累計就地轉移農業人口 240 萬人。
就地就近城鎮化為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進一步指明了方向。對于經濟欠發達的后發地區來說，讓更多農民“在家門口就業”，實現就地就近城鎮化，更符合實際要求和農民的發展愿望，是新型城鎮化的重要內容和必然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