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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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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邵陽市邵東縣3名在校生，入室搶劫當地小學宿舍，持木棒毆打一名女教師，并拖至衛生間用布條堵住其嘴巴，最終致這名教師死亡。據悉，這3名學生均未滿14歲，均為留守少年，其中1人的父母因詐騙尚在監獄服刑。（10月21日 澎湃新聞網》）
豐盈農村教育的內核，守護均衡教育的希望，離不開鄉村教師的價值堅守。然而，這名女教師卻不幸成為受害者，讓人痛心不已。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們，天真、純凈、善良的赤子之心逐漸流失，變得麻木、冷漠和暴戾，成為殘忍的施暴者，謀財害命，讓人震驚和痛心。
美國著名犯罪社會學家特拉維斯•赫希在《少年犯罪原因探析》一書中指出，如果未成年人與社會建立起強而有力的社會聯系，除非有很強的犯罪動機將其打斷，否則，他們不會輕易犯罪；反之，如果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聯系很薄弱，即使有很弱的犯罪動機，也會發生犯罪行為。這一點，在留守少年身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
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越來越多的農家子弟成為留守兒童、留守少年。父母之愛長時間、經常性缺席，不僅讓孩子們得不到應有的護佑和關懷，也對他們精神世界的發育和建設造成了負面影響。在社會網絡格局中，留守少年猶如孤立的節點，不僅沒有得到足夠的父母之愛，也沒有得到來自社區、公共部門和社會力量的體恤與呵護，讓他們成為無依無靠的邊緣群體。
這些留守少年猶如散布田野的“野草莓”，一旦任其“野蠻生長”，不可避免會進入違法犯罪的危險地帶。不論是“偷遍全鎮”，還是火燒鄰居房屋，抑或搶劫、殺害鄉村女教師，對于這些家庭功能殘缺、社會化教育存在短板的孩子們來說，“只要一輕率，人就會犯糊涂”難免會上演。全社會對留守問題某種意義上的忽視和漠視，最終導致留守少年“變形記”的頻繁上演。
在社會原子化、利益碎片化和人際關系干燥化的當下，鄉土社會的傳統秩序遭到破壞而新的社會秩序尚未建立，鄉村的內生規范的震懾力和約束力逐漸下降，鄉村社會組織難以發揮應有的效力。如果說留守兒童和鄉村凋敝是“繁榮的代價”，層出不窮的傷害或者被傷害事件則不斷提醒我們——推進城鄉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已經迫在眉睫。
鄉村底層少年的命運，說到底也關乎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活力與希望。關注留守兒童的生存生態，不能簡單地將他們標簽化和“污名化”，也不能因為他們的一些失范行為而將他們打入另冊。留守兒童“變形記”的背后，有著鄉村空心化、親子關系疏遠、法制建設缺失、社會化不足等一系列的社會割裂，需要系統的綜合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