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顧問:曲 建
身份: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副院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開發(園)區專委會專家顧問,國家商務部聘任專家,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家注冊投資咨詢工程師。
主要研究領域:區域發展、產業規劃
主持項目:先后主持了百余項國家和地方重大調研課題,為各級政府提供了決策參考意見,為上市公司和跨國公司發展提供了戰略咨詢和投資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
提問1:請您分析一下,“一帶一路”對沿線國家的吸引力在哪里?
曲建:根據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方針,“一帶一路”沿線可劃分為中亞、東盟、南亞、西亞和非洲五大重點合作區域,涉及59個重要國家。2012年沿線國家總面積為4141萬平方公里,占全球面積的30.8%;總人口35.2億人,占全球人口的50.2%;經濟總量為10.7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4.5%;人均GDP為3000美元,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8.9%。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口眾多、面積廣闊,能源資源豐富,其中大多屬于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的初期階段,經濟發展面臨著資本短缺、外匯不足、技術缺乏、投資環境落后、發展路徑不明等一系列瓶頸制約,與我國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所面臨的困境較為相似。二戰后,沿線的發展中國家進行了兩種發展模式的探索:一是純計劃的“蘇聯模式”,二是純市場的“華盛頓共識模式”。經過近70年的實踐檢驗,沿線廣大發展中國家無論借鑒哪一種發展模式,依然貧困,當前急需尋找到一條擺脫貧困、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道路。
形成對比的是,中國經濟特區卻在改革開放30多年間成功崛起,引起了一大批發展中國家的高度關注。以深圳經濟特區等為代表的區域已經成功探索出了一條發展中國家走出貧窮、以點帶面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中國發展模式”,在區域規劃、開發、建設和產業引進等領域形成了一整套系統性的經驗知識體系。
中國經濟特區的發展模式相比較于純計劃的“蘇聯模式”和純市場的“華盛頓共識模式”,在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踐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近些年來,經濟特區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吸引力不斷上升,來華訪問的沿線國家高級領導人紛紛提出要借鑒中國的經濟特區發展經驗促進本國的發展,如非洲的埃塞俄比亞、埃及、毛里求斯,亞洲的印度、柬埔寨、老撾等國家。
提問2: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您認為,中國發展模式可以在哪些方面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借鑒?
曲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情和發展階段與最早的深圳有頗多相似之處。作為發展中國家,他們在體制轉軌實踐中,也同樣面臨理論方向感上的困惑和操作上的路徑選擇問題,從某種程度上看這一點似乎更突出。
每一個轉型國家都是不同的,但也是相似的。轉型經濟學假定每一個轉型經濟體都有一個“目標體制”,然后從制度信息入手,盡量縮小因“不對稱”形成的差異,通過開放加速引入與轉化制度信息增量,選擇試點也就是“特區”來先行先試,降低不協調的成本,從而獲得發展經濟學所言的“后發優勢”,取得不同階段的發展突破。由此可見,對轉軌國家和地區,特區模式是可以發揮獨特作用的,這在理論上已不是問題。
各國應尊重對方國情,發掘共同規律。相對單維的對外貿易、對外投資,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比較優勢是更有條件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輸出“經濟特區”這個品牌,給出中國特區“圈出一個地方先行先試、率先突破”的轉軌路徑模式,給出沿線國家開發建設經濟特區一個借鑒中國經驗的選擇。從技術上講,可以通過實行“咨詢服務、工程建設、融資安排、資源開發、產業轉移”等多項目一體化運作的方式,全面提升深圳在國家“一帶一路”新戰略中的排頭兵作用,帶動中國產業、技術、標準、制度和文化向外輸出,探索整體走出去的新模式。同時,這也是中國面向國際化的一種檢驗,我們應總結提高,不斷完善。
提問3:深圳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田,也被認為是我國改革開放發展的縮影,在“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中,深圳能夠發揮怎樣的作用?
曲建:如果說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深圳的使命是窗口,那么“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則使深圳的角色必然面臨轉換:深圳需要從“引進來”的窗口轉向“走出去”的前沿。
在眾多境外經濟特區咨詢服務中,我們發現,大多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與中國存在著發展階段落差和產業互補性,是經濟特區發展模式生長,即輸出的理想場所。深圳完全可以利用經濟特區發展的經驗優勢,先行一步,積極為國家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探索有益經驗和成功做法,在“經濟特區”品牌對外輸出中提供“深圳答案”,即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體系、一套完善的管理體制、一套成功的開發模式、一套高效的運營體制、一套完整的投融資模式、一套完善的人力資源管理方案和一套成功的優惠政策體系。
建設“一帶一路”,是黨中央、國務院根據全球形勢深刻變化,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勢做出的重大決策,它意味著中國第二步現代化有了實質性的“走出去”載體。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扮演著“探路”重要角色的深圳,拿出自己的優勢,參與“一帶一路”戰略,既是新時期國家戰略賦予的歷史新重任,也是自身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搶抓機遇,提升城市核心競爭力和區域影響力,建設國際化、現代化先進城市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