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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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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網訊 日前，城市化委員會開發（園）區專委會專家顧問、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牛鳳瑞發表演講，探討環境保護與城市化的辯證關系。
協調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
演講中，牛鳳瑞表示，地球生物圈內各種物種之間是相互依存，又各自依賴其適宜的外部環境，這其中任何一種物種的過度繁衍都將波及其他相關物種，打破既有的生態平衡。人類是生物圈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生存發展要以適宜的生態環境為條件，但是任何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都要消耗一定的物質資源，并對生態環境產生相應的干擾和破壞。在一定的基礎水平條件下，人類的群體越大，生活的水平越高，消耗的量越大，消耗的物質資源也越多，對生態環境的干擾和破壞也就越大。所以，協調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但是，這一主題的核心問題就在于我們如何最大限度的提高不可再生資源的使用效率，和可再生資源的永續利用；關鍵在于核心技術的進步，以及相應的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特別是我們思想觀念的轉變，而科學技術進步的主要載體、中堅力量就在于企業。這是一個邏輯關系。
牛鳳瑞指出，要在幾十年內實現14億人口的現代化，必須以巨大的資源消耗為前提，這不僅將對世界資源環境產生重大影響，也將對國際政治、經濟的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牛鳳瑞說，中國經濟的發展不論快還是慢，都強烈影響世界的格局。環境保護是我國重要的國家戰略，選擇正確的環境保護戰略，關系到我們環境保護戰略的成敗。我們現在存在嚴重的環境問題，應該采取什么措施？牛鳳瑞認為，這是一個路徑的選擇問題。當前，我國發展面臨的嚴峻的環境問題，這里既有自然的原因，發展階段的原因，也有發展觀念和發展方式的原因；既有國內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自然原因是一個遵循的問題，靠人力不可能改變。
牛鳳瑞認為，全球化使生態環境問題成為重要的國際博弈課題，當前人類對生態環境科學的問題認識還有諸多的未知。生態理論、標準、主導權、話語權仍然掌控在發達國家之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矛盾和利益訴求是不同的，要求我國必須從基本的國情出發，在維護國家根本利益與世界潮流之間尋求共同點；要求我國必須從我們的實際出發，而不是跟在發達國家屁股后頭。牛鳳瑞說，我們喜歡將中外進行比較，我們跟誰比呢？跟發達國家比，從來不跟非洲國家比，不跟發展中國家比，比要跟先進的比，這沒有什么問題，要發揮我們的后發展優勢，要學習先進經驗，要少走彎路，這都是必要的，但是生搬硬套就不對了。比如北京是建設國際性的大都市，要跟國外比，有六個可比性：第一、規模的可比性。第二、行政轄區范圍的可比性，有些城市轄區非常大，你就沒有可比性。第三、功能產業結構的可比性，還有地理地貌、自然環境的可比性。所以，我們要選擇適合國情的環境保護目標和質量標準，并且實施相應的政策和策略。
實現城市化利大于弊
牛鳳瑞表示，我們仍處于一個城市化的加速時期，但是對城市化的譴責時時的充斥我們周圍。城市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這一點好像沒有什么疑問。但是，做什么樣的城市，我們始終存在分歧。城市的本質就是人口和產業大規模的高度聚集，是以空間換時間，城市具有聚集效應因而具有更高的要素配置效應，如果它要素配置的效率不高，我們要城市干嘛？城市化進程的基本表現是農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實現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絕大比重，城市成為社會的主體。所以，說中國已經進入城市社會，就是這個意思。
在牛鳳瑞看來，工業化是城市化的動力，但是城市化的動力并非僅僅來源于工業化。政治、軍事、服務業等需求的發展，同樣可以催生城市的發展，成為城市發展的動力。集中型的工業化是工業化的基本規律，依托于城市化的工業化、與城市化良性互動的工業化具有更低的社會成本。牛鳳瑞指出，我們過去搞鄉鎮企業，現在總體都不搞了，為什么？根本原因是那種分散的工業化它不符合工業化的規律，成本太高，沒有競爭力。
牛鳳瑞認為，服務業比重的提高是經濟發展的總趨勢，但是人口聚集的城市才能夠為服務業的發展提供規模化的市場需求。牛鳳瑞質疑道，我們服務業比重為什么上不去，城市化為什么上不去？沒有服務業的規模化需求，何來的服務業的比重？所以，依托于城市化的服務業才會有大的發展，這里面不是誰是誰非，是兩者相輔相成的關系。城市人口高度的聚集，使城市分工成為可能，社會深度分工和大規模的協作又是技術進步的前提，社會分工才能夠有技術進步，專業化的生產，城市因而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有更多的社會財富和就業崗位。所以，我們要構建和諧社會，城市是主體。
牛鳳瑞指出，城市不僅僅是人居中心、產業中心、知識創新中心、財富中心，而且是我們和諧社會的創建的主體。這樣去認識，我們才能夠開拓思路。城市人口和產業的大規模的高度聚集，必然造成資源、能源大規模的集中消耗和三廢的大規模的集中排放。大規模的集中排放，超過自然凈化能力，必然造成污染。這是一個邏輯關系。但是三廢大規模的集聚排放，又為資源的循環利用，和污染的規模化治理提供了有利的前提。牛鳳瑞認為，依托于城市的污染治理工作，更有效、更可持續，道理就在于此。
同樣，城市人口和產業的大規模的高度聚集，為我們交通、教育、文化等各種公共設施的建設提供了一個規模化的需求。牛鳳瑞認為，北京擁擠，這種擁擠恰恰是我們完善公共服務交通體系的一個前提條件。這樣我們建設交通體系才有更高的效率，這是一個辯證關系。
城市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應怎樣處理？
牛鳳瑞表示，保護環境是我們改善民生，實現可持續發展所必須的；推進城市化也是我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這兩者都是我們所需要的，就是皆吾之所需，同時又存在著對等。所以，必須摒棄非此即彼的機械的思維定勢，以對立統一的觀點進行一種辯證的思考。牛鳳瑞將自己的觀點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環境保護要進行成本和收益的綜合評定。牛鳳瑞說，我們任何建設項目都有一個環評，環評就是要把環境成本和項目的收益進行比較。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統籌中進行謀劃。我們強調環境的重要性，增加決策的權重，但不是一票否決。它是五位一體的統籌、謀劃。城市環境保護是重心，但是城市環境的質量不是向農村看齊，也絕不可能達到農村的環境質量。我們有一個文藝的說法，叫“鄉愁”。實際上，農村的空氣質量、環境質量可以是標準，可以作為我們追求的目標。但是，城市環境達到這個標準可能性是不大的，而是要在城市效率與環境質量保護成本之間做出權衡，把城市環境質量控制在人可以接受的范圍內，而且這種權衡要因地因時因市因縣制宜，既要從基本的國情社情出發，又要與時俱進，不同時代會出臺不同的標準；
第二、農村工業化，農業城市化，小城鎮發展戰略，依然是城鄉分隔的二元體。它將支付更高的分散城市化的成本，重點發展中小城鎮和小城鎮，源于過度的夸大大城市病，好像在中國抑制大城市的發展這個政策一直沒有脫離政策的視野。牛鳳瑞說，30多年了，與國內外大城市率先發展的這種客觀進程是相悖的，中國也好，國外也好，近半個世紀以來，大城市的率先發展，大城市的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比重持續提高，這是一個基本趨勢。盡管我們對大城市病有很多的批評，但是批評容易，出路何在？我們要著手解決。大中小城市各有其存在的價值，功能互補，不能夠相互替代。大中小城市各有各自的分工、基本功能、優缺點。所以，大城市有大城市病，中小城市有中小城市病，農村有農村病。反過來亦然，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處、優點，中小城市有中小城市的優點，農村有農村的優點。但是，我們現在喊的口號上，把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作為理想目標，這是正確的，但是作為城市化發展戰略，幾乎沒有現實意義；
第三、城市規模越大，資源配置效率越高。牛鳳瑞指出，在城市的擴張邊際效益存在的情況下，城市人口的增長是不可逆的。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已經超過兩千多萬，現在成了我們嚴重的社會問題，這是事實。但是，五百萬人口的城市增長空間，還有一千五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的人口增長空間，我們的政策是把五百萬人口作為增長限制的邊界了。依據何在？牛鳳瑞說，有些依據缺乏一定的論證，一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才能稱為大城市，一百萬以下都是中小城市；即使五百萬以上人口的有條件的特大城市成長為千萬人口的城市，跟上海和北京還差一個量級。牛鳳瑞指出，在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中，形成千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其必然性；
第四、人多地少國情決定了我國必然實施集中型心城市化戰略。牛鳳瑞認為，所謂集住型的城市化應該有較高的城市化率，至少80%以上。所以80%以上，就是中國未來的農村人口還有3億，約等于美國現在的總人口。
牛鳳瑞說，環境保護和城市化的關系錯綜復雜，13億人口的現代化征途漫漫，我們應懷著對自然規律和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敬畏之心進行系統化的辯證思考，做出統籌安排，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我們不僅要強調遵循自然規律，還要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懷著敬畏之心來選擇我們未來的城市化和環境保護的道路。
